王锺翰回忆五十年代初，红朝史学大老翦伯赞在会议上曾针对邓氏发言：“有些人自恃有些旧学底子，就对抗思想改造。我奉劝某些人，不要自视过高，这些‘国学’知识都是封建糟粕，将来都没有用。”盖邓氏未受现代学术训练，治史而近于掌故家，在民国时已属旧派，至此唯物史观当道，更显不合时宜。郭沫若早年斥鲁迅有谓：“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则邓氏在学问上亦近之矣。
邓氏生于官宦世家，自幼随宦长期客居川滇，多承父教，曾就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北洋时期开始执教北大，同时任国史编纂处民国史纂辑、《新晨报》总编辑。后长期任教燕京大学历史系，门下成名者甚众；至1952年院系调整，改任北大历史系不授课的教授。
邓氏出入于史、集二部，二三十年代陆续撰著《骨董琐记》八卷、《续记》四卷、《三记》六卷，计约一千五百目，上至名流逸事、诗文故实及典章制度，旁及金石、书画、器物、古迹乃至经济、风俗种种，细大不遗，雅俗皆备，尤详于明清两朝，堪称中国传统学术笔记在近代的回光返照。又锐力搜集清顺康间诗文集，得七百余种，至晚年编成《清诗纪事初编》两册，所收凡六百家，各系小传，附以诗作，“但以证史，不敢论诗”、“但取其事，不限名家”，采铜于山，披沙拣金，为以诗证史的名作。以上二种，为邓氏平生的代表作。
此外，邓氏早期授课有《中国通史讲义》，后改名《中华二千年史》五卷刊行，正文提纲挈领，而排比关键文献，读者得此，可见史事纲要，可知史料基础，可得史学门径。抗战期间有《桑园读书记》，多属明清罕僻文献的札记。晚年又有《东京梦华录注》，疏证俗语名物，能多引同时代文献为据，以宋证宋，殊非今世仅据辞书解释字词的注释家所敢想望，虽讹误不少，固以创始为难耳。其他诗文序跋尚多，至今未见汇辑。
邓氏于学，以见闻博洽见长，而考辨未能精细，论断未能严密。如他屡言清初董鄂妃为庄亲王妃，周法高指其“以史家而深信之，未免疏于考订矣”；钱锺书更苛责《清诗纪事初编》“附会影响，甚至杜撰虚造，逞其私智，误人不浅。……又于诗学实无真解，评骘语每令人笑来”。但他积累之功甚深，精力亦能集中，得《琐记》、《初编》两书，亦足以传世。
邓氏在北大时，思想学术观念与新文化一派格格不入，与主持文学院的胡适尤多凿枘。以后转入燕京，据说每学期开课都骂：“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又时常说：“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有两个人，一个姓胡名适，一个姓傅名斯年。他们搞什么学问？胡适就是‘胡’说八道，傅斯年就是‘附’会。”
按：胡适当年考证《红楼梦》，于敦敏的《懋斋诗钞》遍寻不获；而四十年代周汝昌正因在燕大图书馆发现此集，才开始其红学研究，后来自称“这标志了红学自1921年正式开端以后的重新起步，也记录了‘曹学’的一大进展。意义十分重大”。周氏以后问邓是否知有此书，邓透露：“我早知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已成‘半个洋人’了———我没告诉他。”邓因人事而及于学问，自非纯粹学者风度。然胡若得见此书，恐不过多添一篇论文而已；而周得见此书，乃成就一位红学大家。微邓文如，红学史上又岂有周汝昌其人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燕大，邓氏与张东荪、赵紫宸、洪业、陆志韦等同被系狱，凡一百四十一日。故拟之为地囚星也。
诗曰：古董摩挲遣有涯，商量证史到清诗。谁教举世新文化，首恶最憎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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