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部分在南船坞的干部们的孩子 来源：新民晚报
刘少奇的子女刘涛（右二）、刘丁丁（右一）、刘平平（右三）、刘源（右四）和吴振英的女儿吴英立（左一）、吴延立 来源：新民晚报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本文节选自《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王凡东平著)，作家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第4次印刷。标题为编者所加。
多数还没有离开中南海的孩子(许多上大学或参加工作后的孩子，就不太呆在中南海里了)都说：从1963年到“文革”前夕那一段，是最阳光明媚的日子。
一
在这段时间，比较大的一件事情，是以读高中的男孩子为主，组织了个自命为“唰队”的篮球队。因为光是高中的孩子自己玩不起来，就容纳了一些初中的孩子。
“唰队”的主要发起人，最初是康辉和邓朴方，但没多久他们就上大学，一个离开了北京，一个经常住在学校，主要的召集人就由吴陕立充当了。他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地质学校，是学校篮球队的队员。
已经上初中、高中的孩子，对篮球一直就有兴趣，到了吴陕立成为领导核心期间，似乎热衷的程度更高涨了。常在一起玩的有董良翮、陈晓鲁、张云嘉、曾鲁、曾豫、朱和、朱春元、张寰等。偶尔，才能看见已经上大学的康辉、邓朴方等的身影。还有一些年纪稍小的，如刘源、贺新生等，人不够时就上场，人多了就当替补跟着跑跑篮。
中南海里有好几个篮球场，一进西门就并排有两个篮球场；国务院工字楼北面，有篮球场；中央警卫团大礼堂前，也有篮球场。开始是孩子们自己玩，后来觉得和别人比赛，有对抗和输赢才调动得起来情绪，就找机关干部、中央警卫团各区队的战士打比赛。一比赛，就得有个组织，“唰队″就这么从无形到有形了。
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比赛后，“唰队”赢机关干部，赢中央警卫团下面各大队、区队的警卫战士，已经毫无问题，接着就寻找更厉害的对手。
为了与国家级的专业球队较量，“唰队”请来了外援，彭真的孩子傅阳、贺龙的孩子贺鹏飞、陈云的孩子陈元、还有杨成武的孩子等。这些孩子个大体壮，像傅阳几乎是专业水平。
贺鹏飞的加入，使和国家级专业队打比赛似乎更不成问题了，他的父亲是国家体委主任。果然，经他努力，又联系成了一场和联一队(女队)的比赛。在正式比赛前，“唰队”和中南海里机关的球队赛了一场，获胜后的孩子们信心倍增。
正式比赛那晚，车子拉着中南海的队员，先到住在东交民巷的贺龙家，与“海”外的援军集合。张寰在回顾当时情景时说：“那一段正逢三届全国人大召开，车过长安街、天安门一带的时候，看到满街的人在喊着口号游行庆祝。我们嘀咕这是干什么呢？小羊说：‘源源的爸爸又当选国家主席了。’我们这才‘噢’了一声，纷纷向源源表示祝贺。”
球赛依然在颐和园后面的八一体工队女篮驻地举行，这次给“唰队”当临时教练的，是国家级的教练刘园(音)，和刘源名字的音相同。刘园看了“唰队”的跑篮后，说：“不错，有希望。”
刘园对吴陕立的体力和速度特别欣赏，特别叮嘱：“你一定要把伍欣慈(音)盯紧喽，只要看住了她，就有获胜的把握。”伍欣慈是当时国家女篮的队长，是场上的核心和灵魂。那天比赛时，她真的被体力充沛的吴陕立死缠着，没有发挥出来。“唰队”的小伙子身强力壮，弹跳也好，加上有熟悉情况的教练排兵布阵，最后终于获得小胜。
“唰队”隔一段时间要选一次队长。队长的选举方式是站在罚球线投篮，投10个，谁中得多，谁就当队长。队长的权力挺大，让哪个队员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投中的少的，就当板凳队员，要负责捡球。
打球有欢笑，但也有争执。和警卫团的战士比赛时，因双方都是争强好胜的小伙子，有时为了赢球不免冲撞，场上火药味就浓了起来，为一两个球，或是否犯规互不相让地争吵。
吴陕立说：“别看刘源在球队里年纪小，可争执起来，嘴巴挺利索的。虽然有争执，大家在场上吵完了就完了。我们常自我约束，被撞两下是正常的，要玩得起。我们还警告说：谁要是因为在球场上感到吃了亏，找家长出面掺和，就开除谁的球籍。”
二
中南海以海命名，在这里面，自然就少不了和海相关的故事。中南海里鱼多，有鱼就有垂钓的趣事。
刘少奇、朱德，都有在中南海垂钓的照片，但他们好像还称不上有此嗜好，只是偶尔换一种休息的方式。朱援朝说：“我爷爷有几根非常好的鱼竿儿，是外国友人送的。其中一套最好的竿儿，送给林彪了。林彪也不钓鱼，我估计是林立果撺掇他爸爸向我爷爷要的，因为他到我家玩的时候，我给他看过这些鱼竿儿。”
倒是中南海外的几位老帅，特别爱钓鱼。他们住得离中南海不远，中南海里又比较清净，就常常到中南海里来垂钓。住在国务院这边的孩子，看到来钓过鱼的老帅有聂荣臻、贺龙，还有叶剑英。
聂荣臻来的次数多，钓鱼的水平也不错。他钓上来的鱼也不拿走，而是摘下钩，把鱼又放回海里。钓鱼水平最高的，大概要算贺龙，他有时在钓完之后，也把鱼通通放掉。
据陈晓鲁回忆，他父亲在中南海钓鱼的瘾头，还是被叶剑英勾起来的。有一次，叶剑英给陈毅送来好几条大鱼，说是在中南海里钓的。陈毅听说是中南海里钓的，顿时来了精神：“我也去钓他几条。”
一个星期天早晨，他提着钓鱼竿儿就到海边钓鱼去了。但是陈晓鲁说他爸爸钓鱼的技术“实属下乘，主要是没那个耐性。”那天他去钓鱼，在一个地方坐了5分钟，见没鱼上钩，就说：“这个地方不行，恐怕没有鱼。”就换了个地方。约莫呆了10分钟，他又急了：“怎么还不上钩呢？”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他挪了四五处地方，还是一无所获。他终于不耐烦了，对司机李师傅说：“请你帮我看着竿儿吧，我还是下棋去。”
鱼没钓到，瘾却被勾起来了，有空儿不管钓得到钓不到，陈毅偶尔还是会到海边，端着竿儿坐上一阵。和陈珊珊同学的石小林回忆说：“有时陈毅钓鱼，我和陈珊珊就在旁边看。一次陈毅钓着一条大鱼，提了半天竿也提不上来。管船的老张头看见了，跳下海把鱼给抱上来了。陈毅看了看鼓动着鳃的大鱼，说放了吧，就又放回到海里去了。”
中南海里的鱼有专人喂养，一般是不允许钓的，有一阵子为了强调这一点，管理人员就在海边插了一些写着″禁止钓鱼″的牌子。但领导人偶尔为之的消遣，并不禁止。
有一次，吴继光在海边玩，看见陈毅来钓鱼。陈毅走到海边，发现了一块写有“禁止钓鱼”的牌子，他自言自语：“禁止钓鱼，这就是说我不能钓鱼了？”旁边的人解释说：“别的人不能钓，您钓是可以的。”
站在不远的吴继光听见陈毅闻此发了脾气：“不允许别人钓，那我怎么能钓呢！如果允许我钓，那别人也能钓！”于是，他把牌子拔了出来，扔到一边去了。
陈毅这么一喊，有一阵子对钓鱼管得就不太严了。但没多久又不让钓了，不过再没插牌子，而是经常有人在海边巡查，看到有谁钓鱼，就把鱼钩、鱼线没收了。
孩子们大了一点，看见大人钓鱼，觉得好玩，也学着钓鱼。买点鱼线，买几个鱼钩，虽然是几毛钱的事，但也要攒一阵子才能攒够。然后就找个竹竿儿，拴上鱼线，弄个乒乓球当鱼漂。
吴继光说：“一钓我就喜欢上了，老躲着巡查的人偷偷钓。有时被抓住了，鱼线、鱼钩被没收了，免不了伤心老半天，那时攒点钱买鱼钩鱼线不容易呀。当然也有开心的时候，中南海的鱼特别大，多是鲤鱼和草鱼，我钓过一条最大的有15斤。那么大一条欢蹦乱跳的鱼被你钓上来，真有点激动。”
更快捷的方式是做虾筐。用一根电线或铁丝，一头拴在装水果的荆条筐上，一头绑在岸边的柳树上。筐里放点草、啃过的肉骨头，压两块砖投进水里，隔一段时间拉上来，里面就会有小鱼小虾。这样捞上来的小鱼小虾都很小，孩子们就用玻璃罐头瓶养着玩。
“你记不记得中南海里的鱼，常常跃出水面？我们划船时，还遇到过鱼跳到船里来的情况。”吴继光问笔者。
“我曾经看到过群鱼乱跳的情景，不过这是人为的。就是怀仁堂后面搞工程的时候，许多工程兵战士午饭后就都下海游泳，他们人多，游得不规范，都是狗刨式，打得水噗通噗通的，惊得鱼在水面乱跳。结果他们就打鱼，好多受伤的鱼都漂在水面上。有些司机、警卫人员的孩子，就把鱼捞回家。我还帮他们捞过，鱼特别大，直径六七十厘米的铁盆，放两三条就满了。后来那些战士大概都挨批评了，也不在海里瞎折腾，也不打鱼了。”
三
挨着紫光阁西面，有一个小礼堂，是国务院这边演节目、放电影的娱乐场所。和紫光阁比，它虽然是个低矮的陪衬，但里面的面积比西楼电影放映室，可就大多了，西楼这边放内部影片不让孩子进时，平时在西楼看电影的孩子，就会转移到国务院小礼堂来。
就是这个小礼堂，也给孩子们带来许多的欢乐，说起它脑海里就会浮动出让人开怀的趣事。陈晓鲁说：“只有星期六、星期天在小礼堂看电影时，一些在不同学校上学，平时不太见面的朋友，才能聚集一堂。”
在这里看电影，也没有对号入座的规矩，好朋友们都靠在一起。常常是一边看电影，一边聊天胡侃。侃到兴致高涨时，就会编造出一些新闻或能博得一乐的什么事件来。
李先念的儿子李平平的自行车丢了，是被人偷盗的，住国务院这边的好多孩子很快就都知道了。一天看电影时，李平平又跟坐在身边的陈晓鲁说起这件事。大概是电影曲折的情节，诱发了陈晓鲁的想象力，他煞有介事地对李平平说：“你可得小心点，这可不是简单的丢车小事。你的自行车不久就可能被找到，但那时车子的钢管中都会装上炸药……”在孩子中，陈晓鲁比较喜欢开这种“政治玩笑”。
不出一个星期，这个玩笑就在孩子中当真事儿传开了，到处传说李平平的车被人偷了，又被装上炸药送回来了。后来还有人绘声绘色地把这个消息传给陈晓鲁，他只好强忍着笑，把这自己制造的新闻再听一遍。男孩子就是这样找乐子。
和西楼的放映室一样，这里面积虽大，但通常看电影的人并不很多。国务院的领导人，也在这里看电影。于是，这里也有领导人和孩子们之间的趣事。
谭震林的小儿子谭小旭，小时候特别淘气，也特别逗人。萧远音说：“他老有一种表演的欲望，要是在开映前到场，常跑到台前不邀自演起来。不过他的节目总是老一套，表演日本鬼子进村，两手比画着像端着三八大盖，走来走去，把大家逗得哈哈一乐。”
听萧远音这么一说，笔者眼前立即浮现出谭小六模拟端枪的模样。我们在西大灶吃饭时，就多次看见他在西大灶食堂的舞台上表演这一套，原来他还把这节目搬到了国务院小礼堂。
“如果进场晚电影已经开映了”，萧远音接着说：“他就把灯一开找位子，找着了再关灯。他那时候年纪小，也不太懂事，大家对他也很宽容，一开灯就知道是他来了，大家也不吱声就过去了。”
结果有一次江青不知怎么的，也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她进场后，不知是她本人还是工作人员，把灯打开使她好找位子。李先念以为又是捣蛋鬼谭小六来了，头也不回地像骂自家孩子似的轻声骂了一句：“这个小王八羔子又来了。”
坐在他旁边的萧远音等人，回头一看是江青，都咯咯笑起来，悄悄告诉李先念：“李伯伯，这回可不是小王八羔子。”江青难得出现在这里，一来就有了这么一段故事，所以人们记得很清楚。
“国务院小礼堂也会放内部电影，这时就支一块小黑板，写上‘内部电影，小孩勿入’。我们有时候偷偷地从窗户或别的地方溜进去看；有时则有组织地闹、抗议，非要进去看，跟管理人员胡搅蛮缠。”石小林说。
在禁止小孩入场的情况下，有时候孩子们设法进去了，但也常有进不去的时候，不免憋一肚子怨气。
童小鹏从红军时期就受李克农影响，喜欢上了摄影，开国大典时他就带着摄影机和照相机两套家伙，拍下了一些珍贵镜头。因为酷爱，他家里就有不少摄影、放映的家什。他家有一台8毫米的小电影放映机，他还在出国时或通过其他渠道，买了一些8毫米的电影带子。
陈晓鲁和国务院的好多孩子都到童小鹏家看过电影，放映员就是童非非。他说：“多是美国的二战题材的片子，还有一些外国的动画片。在他家里放映时，童非非也找来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上：‘内部电影，大人勿入’。然后支在门外，感到特解气。”
就在这段阳光彩虹很璀璨的日子之后，风雨来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南海的孩子几乎全部迁出了中南海，中南海里原有的景物，原有的人际关系，都出现了巨大的变迁……
来源：上海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