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辛亥革命的伟人。作为他的女儿，廖梦醒(1904-1988)一直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但当她回到解放了的土地上，开始为新中国工作时，在工作和生活上却面临种种困难和考验。本书作者以女儿的眼光，真实地记录了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人生故事。
“孙夫人还在上海”
从1948年底起，香港党组织租了往返香港与东北的外国货轮，把民主人士分批送去解放区，为召开新政协做准备。潘汉年派人为我家安排北上事宜。外婆何香凝、妈妈廖梦醒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离开香港，于1949年4月11日抵达北平。
在站台上，妈妈首先看见了周恩来、邓颖超、林伯渠，还有许多先期到达的民主人士及早期的黄埔军校学员，他们热情地上前和外婆握手。妈妈出生在香港，入党后长期在白区工作(充当我们党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这是第一次踏上解放了的土地，热烈的场面令她感动得落泪。出站的时候，邓颖超拉着妈妈的手说：“你一直当秘密党员，现在北平已经解放，你的党籍可以公开了。”妈妈说：“上海还没有解放，孙夫人还在上海，公开我的党籍是否会对她不利呢？”她表示还是过一阵再公开为好。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周恩来一再写信给宋庆龄，请她北上，并派邓颖超专程去上海迎接，妈妈陪同前往。到上海后，邓颖超让妈妈先去和宋庆龄打个招呼。当妈妈身穿灰布制服，头戴灰布军帽出现在宋庆龄面前时，她还以为来了一个女兵，妈妈叫了声“Aunty”，她发现是我妈妈，这才笑了起来。
1949年7月23日，我从华北大学毕业。当时南方许多地方刚解放，急需干部，很多学员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我也跃跃欲试。听动员报告时，我知道区队长胡华要去中央开会，便从笔记本撕下一张纸，匆匆写了几个字，托胡华带给周恩来。没想到当天周恩来就派人送来回信：
李湄：
七月二十三日来信收到。你是否应该立即工作还是继续学习，应由学校负责机关及你所属的团组织来决定，我们不应从旁干涉的。你要问我个人的意见，我不反对你工作，但工作地区不宜离开你妈妈太远。到群众中去，北方也有群众啊！你好。
谁都知道，周恩来从来不照顾自己的亲戚，可是他对我妈妈的照顾却细致入微。而最大关怀，莫过于把我留在了她身边，以及在“文革”中保护了她。这两件事妈妈当时都是不知道的。
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了。外婆何香凝、舅舅廖承志和妈妈廖梦醒都参加了会议。一家出三个代表，一时传为佳话。
“让我当秘书吧”
在北京安定下来后，邓颖超安排妈妈去全国妇联工作。当时妇联国际部部长是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除了她之外只有一个叫戚云的人。杨之华对我妈妈说：“国际部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我是部长，你是副部长，戚云是秘书。”妈妈从来没有当过什么“长”，听杨之华这么一说，便诚惶诚恐地提出：“副部长我当不了，让戚云当副部长，我当秘书吧。”妈妈是个直率的人，说这话并不是客气，是她的真实想法。
妈妈负责的第一件工作，是为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山公园搞一个展览。妈妈不熟悉新的工作环境，遇到了许多具体问题，如：预算经费只到位十分之一；做木架的商家追着要钱，想请示领导，却到处找不到人。一天晚上，下起小雪，妈妈看着工作人员给苏联馆盖好油布才回家，到家已经很晚。刚要睡下，有人来电话说苏联馆塌了，吓得妈妈赶紧冒着雨雪跑去。一看，展览馆好好的，根本没事，是有人在作弄她，妈妈气得掉泪。到做总结的时候，又有人批评妈妈是事务主义，妈妈很委屈。
那时妈妈的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协助她工作的几个人是基层来的小青年，其中一人说妈妈是“民主人士，不会办事”。妈妈反驳道：“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为此，回到国际部，妈妈受到批评：“缺乏组织性纪律性，暴露秘密党员身份。”不知为什么，妈妈的党员身份直到1953年才公开。
建国初期，即便是妈妈这样的老党员，也因受过西方教育，长大后有很多旧的习惯，而成为另类，人们背后说她是“党内民主人士”。妈妈不习惯老区的思想教育方式，她也不善于在会议上作长篇大论的发言——而这些都是当领导的不可或缺的本事。因此，妈妈当领导，就像被放在炉子上烤一样。一天，有人当面对她说：“你根本没有资格当副部长！”妈妈就找邓颖超：“本来我就没有能力去领导别人。我的能力大概只能去打字。领导不用顾虑我没犯错误不好降我的职，如果分配我去当打字员，我也愿意。”邓颖超安慰妈妈不要胡思乱想。
搞展览会的时候，妈妈每天很晚才回家。到家时，外婆已经就寝。外婆习惯于子女每天早晨向她道早安，晚上向她道晚安，现在多少天也见不到妈妈人影，外婆很不高兴，以为妈妈在故意躲她。外婆是个直肠子，高兴不高兴全摆在脸上。妈妈难得一天早点回家，外婆也不给她好脸色。妈妈后来说，这段日子很不好过，“在机关看白眼，回到家看黑脸”。
妈妈决定搬到机关宿舍去住。那时大家都吃食堂。妈妈吃不惯北方饭菜，得了神经性胃病，每顿饭后都呕吐。心理学家丁瓒给妈妈看过病，他告诉舅舅，妈妈有抑郁症，发展下去后果堪虞。舅妈把这情况告诉了我，要我注意妈妈的情绪，我很震惊。那时我只有十几岁，还不懂得妈妈的痛苦。爸爸李少石已牺牲多年，有同志劝她再婚，但是她忘不了爸爸，也怕我不接受，就拒绝了。
机关常常要填各种表。每次填表，“出身”这一栏都使妈妈犯难。外公毕生跟孙中山搞民主革命，孙中山是共产党肯定的，外公是“革命先烈”，也是共产党承认的。但外公又是国民党的高官，而国民党是共产党的敌人。妈妈搞糊涂了。结果，她在“出身”一栏里填的是——“革命官僚”。
妈妈开始写东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妈妈百病缠身在家休养时，开始写些东西。1957年外公八十诞辰，妈妈在《工人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父亲廖仲恺之死》的文章。不过，那时她主要搞翻译，译作大多登在《人民日报》副刊。可惜她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可能广泛接触外文书籍，便只能降格以求，逮住什么翻什么。
妈妈精通英语和日语。在家休养，没有谁要求她去研究日本问题。可是她在日本长大，熟悉日本，觉得应该去研究。她在一个小本里记录下各种各样的日本问题，包括：日本劳工运动状况、日本人修改宪法的斗争、日本的旧家族制度、日本农村妇女问题、日本的“儿童宪章”等等，应有尽有。妈妈总是自觉自愿地做这做那，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出于一种责任感。
上世纪60年代，“末代皇帝”溥仪写过一篇日记：“下午，遇廖梦醒，勉励要不断努力、上进、争取，如能入党，更是惊人创举。改造中，自己虽有进步，主要更在于现在和将来的努力……”这篇日记后来公开发表，题目是《应永记廖大姐最恳切的期待》。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妈妈去协和医院探望病人，在走廊里遇到了溥仪，妈妈和他握手问候之后，就直截了当诚恳地鼓励他好好改造，说以后还可以争取入党。溥仪大为感动，回家当即写了这篇日记。我想，溥仪所接触到的人，不是向他点点头，“今天天气哈哈哈”，就是干脆什么都不说，谁也不会像我妈妈那样，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与他大谈思想改造，还鼓励他入党。溥仪一定觉得妈妈与众不同，特别真诚。妈妈其实口才并不好，她不善辞令，但她的真诚常常感动别人，就像一团火，谁来熔化谁。
1963年外婆当选人大副委员长，《何香凝传》就是这时提上日程的。妈妈接受了帮助写作班子收集材料的任务。“文革”前几年，妈妈主要就是干这件事。“文革”开始后，写传计划告吹，1969年妈妈随时可能被逐出北京，她就将辛苦收集到的一大箱材料送到外婆家保存。
家传的“迟钝”
妈妈晚年除担任政协委员外，还有一堆不用理事的“理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好在她并不把“官职”之类放在心上。廖家的人好像对此都相当迟钝，从外公开始，外婆、舅舅都如此。对于自己朋友，妈妈也搞不清谁是什么“官职”，她只知道这人是“重庆时代”的朋友，那人是“上海时代”的朋友，这就够了。妈妈不习惯官场习气。我手上有一封信，是外婆的秘书廖承慧写给妈妈的，廖承慧是妈妈的叔伯妹妹。她在信中对妈妈说：“廖主任”(即舅舅)如何如何，“何副委员长”(即外婆)如何如何，妈妈看了很反感，她在信上批了两句：“这是什么意思？你把自己从廖家出族了么？”但批完后，信并没有退回承慧姨，妈妈只是抒发自己的不满而已。
妈妈的价值观与众不同。别人看重的，她未必珍视；别人觉得没什么的，她却很珍惜。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家用小电器很吃香，海外亲友送的照相机、按摩器、果汁机等等，她随便放在柜里，可是东京浅草老太太送的小扇子却宝贝似地锁了起来。一次，我问她：“中国名人你认识不少，外国名人你认识哪些呢？”她想都不想就答：“罗森医生。”我很意外，说：“他又不是名人，只是医生。”她认真地说：“他是个有名的耳科医生呀！”萨缪尔·罗森医生是美中友协创始人之一，宋庆龄的朋友，他访华时宋庆龄请他给妈妈看过耳朵。
曾祖父李胜在广州河南龙光里有一排房子，是三个门牌号相连，其中龙光里10号二楼留给我爸爸作遗产。1972年祖母去世，妈妈把龙光里10号二楼，连同里面一厅两房的全部红木家具，统统捐给了政府。
我家的家具却是上世纪50年代公家配发的旧家具，到80年代，已经破烂不堪。两张沙发两边的扶手也磨得露出棉花。改革开放后，常有来自海外的亲戚朋友到家里探望妈妈。每次来客人，就得找出一些花花绿绿的小布，铺在沙发扶手和后背上，并盖住乱七八糟的杂物架。好在经过我一番打点，客人们照出来的相片还挺像样。1984年妈妈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时候，隔壁住的是妈妈在香港地下党时的同志林涧清，他得知我们有这些琐碎的难题，就帮我们一一解决。中办给我们送来一套似乎是人大会堂退役的沙发，还好心地加了两条地毯。
1984年妈妈被调整为副部级待遇。据说，是因为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对妈妈单位的人说，廖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家族，老一代的人已经没有了，这一代也因廖承志去世，只剩下廖梦醒了，应该善待她。妈妈这时已行动不便，但提高待遇之后，大米和牛肉有了保证。
妈妈在家里可是一贯享受“高干”待遇。我们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稀罕食品，要集中供应妈妈，自我以下各辈人等不能分享她的专用。这些专用食品，孩子们称之为“婆婆级”。
摘自《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李湄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2月版23.50元
来源：上海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