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兼传记文学家唐德刚,曾给很多名人写过传记。他在史学界名气很大,以史料权威、态度认真著称,开创了别开生面的写史方式,是中国口述历史的开创者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民国历史资料。不过,他在写作过程中发现一个秘密,他采访过的这些著名民国老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全都是选择性失忆,能给自己添彩的事记得清清楚楚,说起来眉飞色舞,而自己不大光彩的事,却“想不起来了”,或“记不清楚了”。他笔下的传主胡适、张学良、李宗仁、顾维钧全一个样儿,一到关键时刻就胡言乱语。
唐德刚回忆说,给李宗仁作《李宗仁回忆录》采访时很搞笑,李宗仁说得正起劲,满嘴喷白沫,唐德刚就不客气地打断:“你这段说得不对,1927年你没在这个地方。”李宗仁气得直翻白眼。过一会儿,李宗仁谈兴正浓,唐德刚又打断说:“这里面有个事情你没说。”李宗仁就恨得青筋直跳。待唐德刚再打断的时候,李宗仁忍不住怒喝:“我说怎样就怎样!”每次都不欢而散。
为给张学良作《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唐德刚准备了详尽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做足了案头工作。每当张学良骂骂咧咧瞎说一起的时候,他就立刻拿出来资料更正,面对白纸黑字,张学良无话可说,只好支吾嗫嚅道:“好吧,可能我记错了,就按你说的来。”
其实,这事也是古已有之。不妨再看看康熙的“回忆录”。1719年,康熙兴致勃勃地告谕御前侍卫:“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153只,熊12只,豹25只,猞2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3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馀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318只, 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先说这打猎过程,比利时南怀仁传教士曾随康熙打猎,他在《鞑靼旅行记》一书中描述道,成千上万士兵把那些动物轰出来,赶到康熙前面,让他射猎,而虎、熊那些猛兽,则是打得差不多了,最后再让康熙补上一箭,功劳自然也就记在他的名下了。再说这数字真假,据动物学家介绍,中国北方自然界里,虎是食物链最高端,数目最少,平均要有两百头鹿、一百头野猪的规模,才能养活一只老虎,而康熙的猎物表上,虎与麋鹿、野猪的数量是严重不成比例的,换言之,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这种名人的所谓“选择性失忆”,倒不是他们格外不诚实,其实也是人性的普遍表现。且不说那些历史名流,就是咱老百姓,也是喜欢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过去,不愿意提走麦城、马嵬坡的不堪,只不过没人采访、写不进书里罢了。所以,可以不客气地说,不论古今中外,那些个人回忆录误差都不小,这里边既有刻意性回避的原因,也有“选择性失忆”所致,结果是不少回忆录都成了自我表扬、自我拔高的欺世之作。书中对他不利的大都 不讲,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对他有利的则大讲特讲,甚至不惜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功劳可以格外渲染,以一当十,错误尽量文过饰非,三言两语;与人有隙,皆是别人的毛病,关键时刻,惟我老人家力挽狂澜。只可惜了那些虔诚的读者,花了钱,搭了功夫,却看到的是伪历史、假史实。
时下,名人回忆录满天飞,其中固有唐德刚执笔的可信度较高的真品,自然也不乏充满“选择性失忆”的半成品,毕竟,像卢梭那样,敢在《忏悔录》里自揭疤痕、自损形象的,迄今也未见第二人。因而,史学界有人不无夸张地说:“要找完人,就看回忆录;要当圣贤,就写回忆录。”而依我管见,如欲求其真,不受蒙骗,读回忆录不如读传记,读传记不如读大事表,读大事表不如读日记。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文:陈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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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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