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年春节，彭高峰或许是最幸福的一个人。2月8日，他终于找回了被拐三年的儿子彭文乐。“是我们的孩儿，是我们的孩儿。”彭高峰流着眼泪给家里打电话，不停地重复这句话。
彭高峰历经三年终于寻得子归，很大程度上是幸运女神的眷顾，还有众多丢失孩子的家长走在漫漫寻子路上。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08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称，在中国，每年至少有1万到2万受害人被贩卖。为什么这么多孩子丢了？找回孩子怎么这么难？[]
被拐儿童大多来自“城中村”和贫困山区，容易得手
彭高峰是湖北潜江人，2007年3月15号，一家三口来到深圳关外公明镇合水口社区，在一家大型的超市门口开了家话吧。省吃俭用把孩子送进附近一所民办幼儿园，让孩子从小就接受教育。2008年3月25日晚上，和往常一样，孩子上完幼儿园回家，在自家电话超市门前和其他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耍，转眼彭高峰就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了。[]
彭高峰丢失儿子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被贩儿童的一个来源就是“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家庭，另一个来源是贫困的山区，其中有的便是留守儿童。家长监护不力让人贩子有了可趁之机。此外，当地治安环境的不容乐观也让孩子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人贩子偷了孩子，一般有三种处理方式：卖给想收养孩子但没渠道的人；买卖器官；非法童工（儿童乞丐等）。彭高峰曾接触过人贩子，如果卖给想收养孩子的人，一位女孩几千元，男孩能卖到一万元。公安部陈士渠介绍，在拐入地，通常一个男孩能卖出四五万元，女孩能卖出两三万的高价。不管是几千元还是几万元，人贩子的成本几乎为零，这生意就是暴利。[]
拐卖已成“一条龙”，操作模式成熟风险小
拐卖儿童的集团内部分工很明晰，形成了诱骗、收购、运送、“零售”等“一条龙”的拐卖链条。各个环节在相互联系中一般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大都用手机单线交易。在“零售”环节，一些人贩子装扮成夫妻，介绍自己是外地来打工的农民，生了小孩抚养不起只好送人。一般他们会要求收养人家送他们一定的“哺乳费”，或谎称妻子生病急需现金，甚至还会出具亲生父母的“出让书”。“一条龙”的贩卖儿童产业链，降低了每个参与者的风险。[]
三种渠道上户口：办假证、借收养之名、交钱
在彭高峰扮成买家与人贩子交流时问道：“如果我们买来了孩子要怎么上户口呢？如果警察发现了怎么办，我不想给自己找来什么麻烦。”人贩子答：“警察查到了，死活不要说是买的，要一口咬定是路上检来的。警察拿你没有办法的。上户口更简单，给计生办交点钱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买了孩子之后，有三种方法可以上户。一是通过购买假出生证明给孩子报户口。二是通过民政部门，以“收养”的名义来办理户口。三是在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时，由于地方上要求对人口数目准确统计，这时候对超计划生育的孩子会“网开一面”，只要交够一定的社会抚养费就可以办理落户手续。[]
对买主处罚很轻，几乎不负法律责任
凤凰网独家对话打拐一线民警李照海：从我们办的案子来看，买孩子的家庭一般都是贫穷的农民，他们对孩子都很好，甚至自己舍不得吃穿，也要把孩子养好，我们一般是思想教育为主，不再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如果存在虐待儿童的情况，或者出现阻碍我们解救的情况，肯定会追究法律责任，这个也是刑法中的条款。但在基层操作起来，确实也有难度，是否虐待了儿童，这个就很难取证。第二，虐待的认定也很模糊，孩子顽皮，养父母揍他一顿，这算不算虐待呢？很难认定。对于购买儿童的一方，我觉得这个处罚过轻了。[]
《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是犯罪行为，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考虑到本土的渊源和乡土中国民间生活的复杂性，又作出了“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处罚轻使得有人敢买孩子，买方市场的巨大让贩卖儿童有利可图，这无疑给打拐增加了很大难度。
缺乏激励机制，打拐没有积极性
“我去派出所开证明，不给开。我跪到地上求他，还是不肯。”邓惠东说，“他说这是刑事重大案件，如果播出来的话影响很大。我求了他半天，最后还是没同意。”“几乎每个家长都给警察下跪过。我们让他们帮我们找孩子，他们说没线索。我们有了线索提供给他们，他们又不肯去。”陈凤雕说，“他们出动一次，能顶上我们在外面跑半年。”东莞某派出所民警:“有些线索，(警察)想跟的就去跟，不想跟的就不管。这些情况在以前确实存在”[]
线索易断，跨省追捕难度大
凤凰网独家对话一线民警李照海：现在的人贩子几乎都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大都是跨省跨市流窜作案，这就像游击战，点多、面广、线长。尤其是我们到外省市办案的时候，对于当地的情况往往是两眼一抹黑，孩子很容易被转移，这时候就要协调好当地的兄弟单位。有时候，明明知道孩子就在这个村子里，但孩子一被转移，线索就断了，无法取证，没有铁证，就不能抓人。[]
经费有限，打拐需要大量财力投入
凤凰网独家对话一线民警李照海：追踪的时间越长，越是跨省，案情越周折，花费就越大，跨地区救出一个孩子通常得三五万吧，我们一个派出所每年的办公经费也就七八十万。[]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说，各级公安机关办案经费由同级财政保障。拐卖案件的特点是跨区域、大范围流窜作案，抓捕犯罪嫌疑人、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成本高，加之拐卖犯罪多发的地方往往经济欠发达，办案经费保障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打拐工作的开展。[]
民间行动可贵，却收效甚微
彭高峰在三年的寻子经历中，曾经求助过各类媒体、求助过“宝贝回家”网站，也曾自己寻遍大街小巷，他甚至变卖家产，开了中国第一家“寻子店”。但这一切都毫无结果。然后他走上了上访之路，却依旧失望而归。对于一个普通百姓而言，丢了孩子，仅凭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找回。[]
这次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活动，虽然每天有大量的照片发到网络上，却没有几个成功案例，这场活动自身却陷入了另外一种困境当中。《新京报》的评论文章指出，“一是打拐不能过度依赖媒体，那只会是一阵风。……二是不能用公民行动遮蔽当地政府部门的失职。公民行动是公民行动，政府行动是政府行动。在打拐上，主要应依赖政府部门的力量，因为它掌握着强制资源并垄断着执法权力。公民再热情，也只能起到提供线索这种辅助性的作用。”[]
如果你发现，你的邻居或者亲戚朋友家多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很可能就是买来或者拐来的，你会怎么做？报警、还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或者根本就不觉得这是犯罪。又如果，有一天你想收养一个孩子时，会不会去找人贩子？愚昧也好，传统也罢，这就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