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下午，由中科院院士，湖南省心理、伦理、法学、生殖学等专家组成的“生殖医学伦理委员”议题讨论活动在长沙生殖医学医院举行。
据统计，不孕不育目前已成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的第三大疾病，全世界不孕不育人群占育龄总人群的15%左右，仅我国就有250万对夫妇处于这一状况。
对此，专家在探讨相关问题时达成共识：生殖健康，应引起高度重视。
“自然受孕，是每一对育龄夫妇的愿望”
刘以训（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殖医学科学家，长沙生殖医学医院首席专家）
“自然的东西最美，自然经过几百万年来的进化，其整个机制是完美的。所以，对于不孕症患者，对症治疗后自然受孕最为理想。”刘院士指出，因种种原因，目前不孕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在治疗上，也陷入一些误区。
试管婴儿术是辅助生殖技术，是基于病人有缺陷了，就尽量去模仿这个自然的过程进行生育，但仍然难以达到自然完美的程度。
“自然受孕，是每一对育龄夫妇的愿望。”刘院士介绍，人工授精术和试管婴儿术，适用不同的患者，在临床应用上是不一样的。如果患者只需通过人工授精术，就能自然怀孕，是最为理想的。
“减少生殖器官疾病的发生，这是妊娠的基础。”刘院士强调“生殖健康”的重要性，他提醒育龄女性，最好在35岁前解决生育问题。而男性，睾丸产生精子需要比正常体温37℃低1℃至1.5℃的环境，因此要懂得避热；此外，生精功能与营养水平、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不要长久驾车、过多地骑自行车、摩托车，因为这会损害生殖健康，影响生育能力。
“优质的基因，源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
曹中平（湖南师大教育学院心理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我从事的是发展心理学研究，过去称儿童心理学研究，即从胎儿开始，研究毕生发展心理问题。”曹教授认为，遗传的素质问题，源于优质的生理素质即基因，还源于优质的心理素质。
怎样获得优质基因？一旦夫妇双方或一方出现生殖缺陷，应借助科学方法补救。还有社会因素，最主要在于育龄夫妇双方应担当责任。
从心理学分析，获得健康宝宝，是每对年轻夫妇的愿望，但要注意：第一，要尊重科学，注重生殖健康即生理健康。第二，要重视心理健康，避免因不良心理因素造成不孕不育。第三，不孕症夫妇及家人，应树立良好的心理态势，切忌求神拜佛，或采用民间偏方；要相信科学，放下“求子心切”的心理包袱，更要避免无谓的家庭吵闹，避免由此引发婚姻破裂。
此外，社会应给予更多包容，给年轻夫妇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急于生育”、“怕生育”、“做丁克家族”等，这些都没有尊重人的发展规律，应引导年轻夫妇适时生育，从容不迫完成人生过程。
“受试者利益即患者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
李伦（湖南师大伦理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生殖医院为什么要有“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李教授认为，伦理委员会是一个“咨询、审查、监督”的机构，生殖医学伦理来源于医学实践，是对医学道德关系、意识、行为的概括和说明。
进行医学伦理科研，直接关系到受试者和人类的生命健康。例如，生殖技术可以治疗不孕不育，有利于婚姻家庭，有利于计划生育等。但生殖技术也可能引发伦理问题，如能否商品化、是否导致人类伦理关系混乱、是否会破坏自然法则、或可能被“错用”和“滥用”等。
“其中，患者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李教授举例说，如“代孕”，就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把人沦为“造人机器、工具”。而从“精子库”采用“他精”，从科学上讲是别无选择的，但生殖医学伦理委员就要对其进行“道德规范条理化”方面的审查、监督，而不是纯粹凭良心处事。
“医学伦理道德的要求，远比法律要高”
刘大华
（湖南中医药大学法律教研室主任、主任律师）
早几年，韩国生物科学家黄禹锡，他领导的研究小组接受了两名下属女研究员捐赠的卵子，并向其他被采集卵子的妇女提供酬金，构成非法买卖卵子罪。外界认为，韩国无视国际医学伦理道德标准。
刘主任表示，“医学法，是以保护公民生命健康为宗旨的法律。然而，生殖医学伦理道德的要求，远比法律要高。”
比如说，父母有遗传疾病，法律没有规定禁止生育，但考虑到后代健康，医学伦理委员会就会进行疏导性干预，会给当事人分析“生殖健康”对后代的利弊，在治疗上，给当事人以知情权。总之，违法的，就肯定违背了医学伦理道德。韩国的“卵子风波”丑闻，就是个教训。 记者 杨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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