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在世界美术领域里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花鸟画是其主要类别之一，历代画家通过描绘花卉禽鸟借以抒情言志。在众多的植物花卉表现题材中，历代文人画家往往以表现“梅兰竹菊”四种植物为主要题材并称其为“四君子”。“君子”在我国是德高者的美称，以“四君子”相称就使梅兰竹菊人格化，以物寄情，将人类崇高的美德寄情于梅兰竹菊之中。
“文人画”始于北宋年间，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宋苏轼提出“士夫画”，明董其昌称之为“文人之画”，以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并称为“南宗之祖”，文人画的作者强调借物抒情，使中国花鸟画具有一定的象征性。他们标举“士气”“逸品”，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重视文学修养，对画中意境的表达以及水墨写意等技法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他们不断地砥砺民族艺术精神，营造着传统文人气象，以至于后来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其主要原因是文人在绘画中注重象征意义和人格的体现。一方面是画家自身人格的修炼，另一方面赋予绘画对象以象征寓意。“四君子”共同的特征，就是高洁、虚心、坚贞、不屈不挠，这与中国文人所崇尚的人格品质是有着一致性的，因而以“四君子”为主的绘画题材被反复歌咏，其文化意蕴及精神内涵就更为深厚。
梅花开在严冬，迎来的却是新春，它以临风傲雪成为我国的传统名花。梅总是最早把春的“信息”悄悄地透露给人们，千百年来，人们把它作为坚韧不拔奋斗精神的象征，把它作为高洁刚正、不染尘埃的高尚人格的象征。踏雪寻梅，为文人雅士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宋代文学家林蒲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非常传神地表现了梅花的月下倩影。元代画家王冕在墨梅卷中题诗说：“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借梅花抒发了自己清高自洁的感情。使梅花独具新形象的，要数毛泽东的咏梅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首咏梅词，激励人们学习梅花的坚定性格，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屹然挺立，它象征革命者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充沛的生命力。
兰花青翠幽香，生于深山幽谷，乃有“王者之香”的美誉。它独居幽谷，与世无争，洁身自好的品格又使历代文人把它视为自己理想的化身。我国著名的《芥子园画谱》中就特别强调“兰心”的画法，认为画兰心要特别突出兰的志气和精神。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曾对兰写颂词曰：“兰有四清：气清、色清、神清、韵清。”董老还称兰花为国香。朱德曾题写“兰蕙同馨”。让兰麝清芬所构成的“微醺”来陶冶我们的心性，洗涤我们的杂念，使心性像兰花一样永葆清芬。
竹，具有清逸的外形，中空而有节的枝干，高而低垂的竹梢，使人联想到谦虚有节的君子。由于它的特殊品性，很早就与德联系在一起，历来被人们作为一种人格精神加以推崇。艺术家以人格化的语言将竹比作“君子”，歌颂不已。如晋代名士王子猷曾说：“不可一日无此君”，爱之甚深；宋代著名诗人、画家苏东坡更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画“墨竹”一科，源远流长，名手辈出，文人墨客几乎人人都能写上几笔。扬州八家之一的郑板桥，一生种竹画竹，还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发人深省的题竹诗。他写道：“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他从种竹写竹中得到了精神上极大的享受。竹这种清雅坚挺的特殊自然品性，让我们感受到崇高的人格精神。
菊花艳而不俗，迎霜怒放，体现了身处逆境而不退缩的人格。屈原的《离骚》中就曾写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自汉唐以来，每逢重阳佳节就有饮菊花酒，馈菊花糕的习惯。还有晋代诗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著名诗句，这些都体现出诗人与菊的特殊情感，更重要的是菊的芳香，凌寒独傲的品格与诗人的人格追求一致。诗人写菊花的品格美也即抒写了自身的美好人格追求。
历经数千年的风风雨雨，梅兰竹菊已成为中国人非常喜爱的植物，是众多花卉植物中的杰出代表。梅兰竹菊在人们处于逆境时，成为人们心中的精神支柱，鼓舞激励着人们奋发图强。在人们处于顺境之时，便成为人们提高自身素质，修身养性美化环境必不可少的物质手段。梅兰竹菊的精神已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躯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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