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第16期封面故事《北京之痛》。
原题：非典不只在2003年
他们的名字逐渐远去，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但正是他们给予我这个职业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勇气、悲痛、沮丧、纠结、温暖、坚持
文/郑萍萍
非典那年的很多细节我记不清了。
宋大夫也和我一样，十年来很少想起在那场被院士称为 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的经历。她甚至没有意识到非典已经过去十年了。
2003年的春末夏初，我和宋大夫一起在位于小汤山的病区里度过了近半个月，她的专业与镇定，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我甚至曾开玩笑地说，相对于外面隐藏在某个角落的非典病毒，病区里跟在她身边才是最安全的。
宋大夫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从医时不到20岁，赶上过水灾、地震，经历过霍乱。非典袭来，组建第一批抗击非典医疗队，她就报了名。她说没有害怕过，因为那是做医生的职责。
而我真的害怕过。
2003年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第一次将北京定为疫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有多近。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4月20日，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北京累计非典型肺炎病例339人，5天前这个数字还只是37人。是北京301医院军医蒋彦永的一封署名信让真相被公众所知。信中称，仅他知道309一家医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
恐慌开始蔓延，23、24日出现集中抢购生活用品现象。我也紧张起来，出门戴上口罩，回来一遍遍地洗手。
而真相的公示对于媒体人来说，是另一种信号。
我的 非典 经历
5月初，《中国新闻周刊》的同事打电话告知有机会采访疾控中心的流行病调查大队。当时北京的疫情严峻，为了斩断传播途径，北京各医院接收非典病例后，必须第一时间通知疾控中心，由疾控中心派出流调队员对患者做面对面的调查，摸清病人的接触史，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并对病患停留地区进行全面消毒。这也是我们此前最接近非典患者的一次采访，出发前主任塞给我一小盒当时很紧俏的免疫球蛋白的药水，嘱咐我要胆大心细。采访前一天晚上，收拾好器材，站在空荡荡的浴室里，眼泪一点点涌了上来。
和我同去的文字记者是孙展，高高壮壮的。我们搭上一辆开往望京医院的救护车，和两名年轻的流调队员去调查一位刚刚被确诊的非典患者的情况。在医院的发热门诊区外我们穿好隔离服。发热门诊位于这个医院角落里，简陋的小院里几名病人散坐在各处输液，刚刚确诊的患者半躺在一张长椅上。我有些紧张，下意识地站在流调队员身后，加上第一次隔着厚厚的手套、眼罩操作相机，简直手忙脚乱。孙展隔着厚厚的口罩笑了笑。这个小小的动作，突然让我意识到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 慢慢地专心在工作。
从疾控中心回来的头几天，总怀疑自己在发烧，又不敢拿体温表测，连着几晚睡得不踏实。电视里滚动播出的有关非典的各种消息更加折磨人，我相信很多记者和我一样，当时为同一个问题煎熬着， 去，还是不去? 我们都明白，对记者来说，真正的现场在那里!我和同事张宇商量后，向主任提出了去病区采访的申请。一旦下了决心，事情反而变得有条不紊，联系医院，准备资料，虽然颇费周折，但5月下旬，终于进入了非典病房。这时北京的疫情已经开始缓解。
借着无知者无畏的鲁莽，我进入了非典事件的核心区。医护人员的工作紧张、忙碌但井然有序，我每天跟着当班医生去查房，拍摄医护人员的工作情况，简单和患者聊上几句，得到允许后拍些照片。一切超乎想象的平静，从医院情况判断，疫情应该是被控制住了。
正如唯一在收治重症患者的地坛医院里连续采访18天的摄影师贺延光所言， 作为新闻记者，面对非典这场灾难，我们本该介入得更早，让更多的世人警醒，但是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原因为自己的怯懦开脱，但在不该逝去的生命面前，一切显得那么虚伪、无力。
这正是我在这个重大事件中身为记者的遗憾。初出茅庐的我，拍下的无非是 所见即所得 的瞬间。而面对这样一场大灾，真正让我思考它将给我们带来的改变，真正意识到，摄影的限度与边界，是非典后遗症患者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