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国 监听门 ：欧洲为什么愤怒
所谓的 监听门 ，事实上并未超越情报界的传统和惯例，这就是整个事件最可能的真相。而放任那些与美国情报机关合二为一的跨国商业巨头们介入各国市场，才是对本国情报与信息安全的最大失职
本刊特约撰稿/于海洋（发自美国科罗拉多州）
监听门 事件本来不该是如此情形：通行多年的情报法则如事先设定好的剧本，美欧各国领导人一直一方面向国民宣讲情报合作对捍卫跨大西洋的自由民主联盟的价值，一方面私下里紧守门户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空子伺机互入敌营。
但5个月前一个叫斯诺登的理想主义 黑客 借助舆论的推波助澜，几十年秩序井然的情报王国转眼间变成了一场闹剧。
闹剧在近期突然又升温，有了新的戏剧性发展。美国情报部门被曝监控了35位外国政要的私人电话后，而凡已经被点名的无一例外的表达了 愤怒 惊讶 和 谴责 ；可最具讽刺意味的，却是10月30日美德代表因此在白宫达成了一项互不监听 工业情报 的协定。
互不 两字暴露了情报双方的面目。难道一直以受害人形象出现的德国，也对美国搞监听？而所谓 工业情报监听 ，似乎指的是对企业家的监听而非对普通公民和领导人？
协定背后的真相，变得更耐人寻味。
夸张的愤怒
即使无法对整件事情做出全面的还原，仍显而易见，包括德国、法国领导人在内的欧洲盟友们对美国 监听 的反应，与常情常理是相悖的。
以德国为例，很多传媒在报道德国对监听门反应的时候，都把总理默克尔还有议员史卓贝勒、社民党国会党团主席欧普曼混为一谈了。斯诺登在赴俄罗斯政治避难前就已经向外界公布了美国对国土以外展开广泛监控的消息，从7月到10月这么长的时间，无论德国总理还是德国情报部门，却都对此无动于衷；直到10月24日《卫报》点了德国和默克尔的名字，德国总理才 恍然大悟 地表示惊讶和愤怒。但除了要求美国做出解释外，德国政府和情报机关并无进一步反应。
在德国，唯一想到去寻找 信息源 ，探寻究竟的竟然是绿党议员史卓贝勒，此人主动飞到了俄罗斯与斯诺登见面，并提出希望他能赴德国国会作证。而支持他这一提议的，是社民党国会党团主席欧普曼了和左派党党魁奎西吉。在整个事件中，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同时应该对德国公民信息安全承担第一责任的保守党及其领袖默克尔竟然完全置身事外，同时，德国还以法律和外交考虑为由阻止斯诺登来德。
在结束不久的德国大选中，社民党是默克尔大选中的最大对头，而绿党则刚刚拒绝了保守党联合组阁的邀请。这些中左政党和默克尔作对已久，此次却替总理出头，还要越俎代庖替名震欧洲的德国联邦情报局进行调查，这事出何由？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了法国。法西两国外交部门因为美国安全部门在其境内监听，引发民愤的问题已经数次在公开场合向美国发难。但是最该表态的情报部门却自始至终保持沉默。这可不是曾被美国人评价为 过于无法无天 的法国 国内情报总局 的一贯作风。
直到看到指责声浪太大， 监听门 的主角美国国安局（NSA）不得不通过《华尔街日报》向外发话，所谓监控其实 是西班牙和法国情报机构在实施监听，并与美国国安局共享相关数据 。能言善辩的法国媒体就此沉默，开始把矛头集中于监听法国领导人一事上，不提其他。
斯诺登的 威胁 ，在于他还未完全公布所掌握的材料，而且谁也不知道他是否会继续公布。这种情况下，如果欧洲各国领导人们不为自己的愤怒打出些 提前量 ，一旦有新的信息爆出，政治家们与美国合谋的帽子就更难摘掉了。
即便如此，领导人们的愤怒也显得文不对题。欧洲政治家们用各种尖锐的言辞抨击美国（包括 独裁式民主政治 欧洲要独立之类 ），但是他们从未说清楚，他们为了防范美国的监听行为究竟做了什么，他们未来准备做什么，国家的情报预算花在了什么地方，最后，他们甚至以和美国同样的理由 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 拒绝公开欧盟情报合作的内容。
那些被政客们高呼的 民众基本权利 如此虚幻，而欧洲各国的情报预算却如此真实。在这个看不见规则差异的领域里，欧洲的愤怒显得如此缺乏底气，而且得过且过。
无止无休的交战
情报学中有一个常识叫做 情报的力度与交往的密度成正比 ：国家对情报的需要与友谊或仇恨都无关，只和特定时期的具体需要有关。互动存在，情报就有必要；交往越多，情报的需要就越频繁。探讨谁更高尚谁更卑鄙从来不是情报学的专长，如何做到和如何 回报 才是情报人员的主业。如果说情报行业的历史经验能够告诉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你可以做任何事，只要你做得到。
回顾冷战以后欧美盟友间的明争暗斗，就会知道所谓的 互不监听 协议是多么无稽可笑。
从那些有据可查的案例中，各国情报机关的行事风格大概可以管中窥豹了。以此次情绪激烈的法国政府为例，美法两国情报机关斗法的故事可谓源远流长。且不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勒鲁瓦主政秘密行动分局第七处时，与美国同行的大打出手。就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双方的拳来脚往也不时见诸报端。
希拉克政府时期，公务改革事务部次长哈韦尔 普拉尼奥尔就曾在1992年时被美国特工玛丽 安 鲍姆加特纳拉下水，泄露了大量关于政府世贸谈判立场的情报。就在他以为自己前程尽毁的时候，法国反间谍局局长雷蒙德 纳哈特亲自出马，找他谈话并把他发展成双面间谍。最后，普拉尼奥尔在情报部门的帮助下，不但反手把美国在法美世贸谈判中的底牌弄到手，还顺带把美国驻巴黎的情报网连根拔起，五名美国间谍头目被驱逐出境。
普拉尼奥尔之后仕途得意，双面间谍之事从未成为其前程的羁绊。要说起来，法国谍报人员曾因偷窃波音公司机密信息被逮捕，之后还是靠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亲自求情，才没被审判，而驱逐回国的。
至于此次以受害人身份出现的德国，在监听和搞情报方面同样战绩累累。2003年巴基斯坦 核弹之父 卡迪尔 汗贩卖核情报一案，就是德国情报部门 搂草打兔子 顺道揭出来的。但是德国从未就为什么对反恐战友巴基斯坦的重要人物搞情报，做过合理的解释。
而德国情报部门的所作所为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小动作更复杂得多。2008年4月德国《明镜周刊》揭露了自2006年6月起,德国联邦情报局特工便开始利用间谍软件监视阿富汗商业及工业部的丑闻。德国和阿富汗可是盟国，而且监督行动与反恐等问题无关，却与德国的投资计划有关。最后狼狈的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不得不公开向阿富汗道歉，但却从未公布过调查结果。
最有趣的是，此次对美国监听 毫无知觉 的德国国内安全局，在今天9月6日时竟言之凿凿地说，对德国的监听和网络攻击主要是来自 中俄 ，美国连提都没提。他们的掩饰不是对美国同行充满感情，只是担心大家底子都不干净，揭出来两败俱伤而已。
至于 监听门 的主角美国，按照斯诺登曝光的资料，2013年情报预算总额达到526亿美元之巨，占到美国GDp的1%，可这样的巨资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 R 克莱珀看来还是 远远不够的 。
而且526亿只用来监控恐怖主义，岂不是天大的浪费？斯诺登曝光的资料中就显示，美国大量的监控目标根本就是经济和技术领域的。而且不止是法德等盟国，就连和美国合作开发棱镜计划重要工具Stuxnet（超级工厂病毒）的以色列，也被美国列为和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古巴同级别的 战略性聚焦 目标。
以色列既然深度参与到棱镜计划的技术保障部分，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但即便 监听门 曝光，以色列仍是淡然处之，与法德等国表现截然不同。这大概与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在美国搞情报太出名，加上本国百姓长处危局之中心理承受力较强有关。
受惩罚的应是企业大佬
各国情报部门之间互斗互相窥视，不会是朋友，但绝对是休戚与共的伙伴。任何试图对秘密世界立法立矩的举动，要动的都不只是美国情报机关的蛋糕，而是对这些习惯于窥视隐私并依此牟利的权力机关的共同挑战。
NSA的监听无所谓超越底线问题，当年法国第七处还因窃取了在巴黎开会的美国国务卿乔治 鲍尔皮包内的文件和衣服口袋中的手稿，而得到戴高乐半公开嘉奖。而美国的监听技术水平很可能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偷偷超出了欧洲同行的视线之外，这也许才是默克尔和奥朗德愤怒的理由。
所谓的 监听门 并未超越情报界的传统和惯例，这就是整个事件最可能的真相。
奥巴马的尴尬，无非是一个曾经被所有欧洲盟友奉为老朋友的人，最终被证明喜欢 听门角 ；而包括NSA在内的美国情报部门仍会继续和欧洲同行们搞资源共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人需要受罚，从长期看最可能受到影响的就是那些与情报部门搞合作的跨国公司们。
美国情报机关和大型跨国企业沆瀣一气早已不稀奇的新闻，曾先后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情局担任局长的海登，就曾经毫不隐晦地表示： 一家公司不只依法行事，而且所做的事有利维护国家的安全；而我如果是机构的主管，我会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个合作伙伴表示感谢。
而这些大企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情报机关的合作者，这些公司又要求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按照一些前情报官和企业主管的说法，那些大型跨国企业要考虑到在他国经营的风险，因此不会直接参用 留后门 等方式配合国家情报机关。
CIA惯用的手段是成立第三方贸易公司，指令美国企业把设备卖给他们，然后在设备里做手脚，最后再卖给他们想获得情报的对象。前参谋长联席会议情报人员乔 哈丁（Joel Harding）就曾经透露，被甲骨文公司收购的太阳公司（Sun Microsystems）就曾经受美国情报部门要求，对出售给亚洲某国的电脑处理器进行，装入间谍软件。但这种做法今天已经站不住脚，一方面那些大型跨国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其大宗交易行为对第三方的依赖已经越来越小；另一方面随着这些大企业跨国经营的深入，他们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挑战会越来越棘手，没有对方国家的政治保护，他们是无法获得稳定的利润预期的。
斯诺登所曝光的文件中，也已揭露了许多大型公司与情报机构的密切关系。包括苹果、谷歌、微软、Facebook 等九大企业在内的几千家企业不仅建设了 棱镜 所需的软硬件环境，甚至直接参与到许多具体项目当中。
2011和2013财年，国家安全局分别支付了3.94亿和2.78亿美元给这些商业公司，国内和国际监听甚至已经成为了这些大公司的一门业务。
而另一份被媒体曝光的 梯队 项目，则揭露了美国情报部门两次直接插手国际投标业务，以保证美国企业打败欧洲对手。
CIA对经济界的渗透已经到了直接投资高科技企业和进行人员渗透互换的程度。著名的圣骑士资本集团(paladin Capital Group)，其公司业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投资那些为NSA及美国其他情报机构提供高科技解决方案的创业企业。而In-Q-Tel风险投资公司，则干脆由美国CIA(中央情报局)出资建立。网络电话服务商Skype被曝光设立了一个名为 象棋项目 (project Chess)的秘密项目，旨在探究如何从法律和技术层面使得Skype通话可随时被美国情报机构和执法官员调用。而Facebook前首席安全官马克斯 凯利(Max Kelly)2010年从公司离职则干脆直接加盟了美国国家安全局。
这样密切的人力资源和资本共享关系，到最后发展成彼此一个电话就可以实现合作的地步，所谓跨国资本不威胁投资目的国家利益的说法就很难站住脚了。
情报机关和跨国资本行规不一，如果说前者的窥探行为理所当然，那么后者罔顾投资目的国的利益，而搞情报工作则完全不应该获得谅解。
国际电信与信息产业是一个市场价值在30万亿美元以上的巨大市场，放任那些与美国情报机关合二为一的跨国商业巨头们介入各国市场，是对本国情报与信息安全的最大失职。重新审视敏感领域的投资规则，强化忠诚的本国资本在敏感重要市场的市场份额，才是 监听门 可能造成的最大成果。
2011年，古巴发现美国国际开发署承包商阿兰 格罗斯偷偷建立一个 不受古巴当局控制的通讯系统 ，而对其执行15年监禁处罚，此案例已经释放了一个信号，如今欧洲各国是否会出台新的措施将会成为另一个转折点。情报官们可以躲藏在豁免权之后，那些企业大佬们将是最可能被惩罚的对象。显然，那些最先考虑重建敏感市场安全规章的国家，才是这场闹剧中最清醒的玩家。
（作者为美国丹佛大学美中研究所博士后、吉林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