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在外，很多父母疏于沟通，爸爸妈妈成了“打钱的人”。采访中，我问过多个孩子，当你遇到困难、烦心事，会给爸爸妈妈打电话说吗？孩子们大都回答：不会。
低年级的孩子会说：他们听不懂。小学高年级的孩子说：如果说了，父母会担心、牵挂，认为自己不开心。再大一点，进入了青春期的孩子们直接回答：不想说。
农村里，环境封闭，少有外界信息输入；看护孩子的老人们大多文化有限，体力不支，常常一对老人带着几个孩子，教育上力不从心；学校则受制于师资、经费，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如果没人爱，孩子就野了，这成为很多乡村老师的担心。
北冶小学期中表彰大会，王婷婷得了六年级第二名，比第一差了0.5分。拿着奖状，她微抿着嘴，脸微微泛红。
“你考得不好就该不告诉我了。”王婷婷估计，如果打电话告诉妈妈成绩，她一定会这样说。
校门外是绵延的太行山，北冶小学在河北平山县北冶乡，一所寄宿制学校，上10天，休4天。开完表彰会就放假了，爷爷来接婷婷。她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爸爸在陕西，妈妈在石家庄。家里有妹妹，还有一条跛脚狗为伴。
平时，爸爸的联系不多，妈妈电话勤一些，每次都问学习、天气、饮食，有时问题重复，婷婷就烦了。
快到晚饭，婷婷去接妹妹。看见婷婷，6岁的妹妹老远就冲过来一把搂住大腿，上蹿下跳，婷婷则板着小脸。平时放假，婷婷会拿着作业去幼儿园，边写作业边教妹妹拼音。幼儿园20多个孩子，只有一位60多岁的老师。婷婷对妹妹很严厉，因为“我妈就是这么对我的，我想让她也好好学习。”
回到家，饭已经好了，老人身体都不太好，年初，爷爷病了一场，“花去人家一年打工挣的钱。”爷爷叹气，“必须在外面赚钱啊，过年才能回来。”家里没什么合影，只有两张，还都是婷婷很小的时候。
吃过饭，妈妈来了电话，“你的语气不坚定，一定考得还不够好。”听了婷婷的成绩，妈妈这样说。婷婷没有争辩，一副“就知道会这样”的表情。
和婷婷一样，北冶中学的李苗听爸爸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你得好好学啊！”
爸爸在石家庄，李苗和弟弟跟着多病的妈妈生活。放假时，李苗先写作业，然后做家务、卖破烂。干活时，她会想以前，跟着爸爸出去能问东问西。现在，爸爸的电话很少，回到家话也不多。偶尔，李苗会问，石家庄什么样啊？爸爸看着电视说，就那样吧。
李苗想爸爸回来，但又怕他回来喝酒，怕他喝醉了发火，跟妈妈吵架。她想，如果成绩好，爸爸就会高兴，不那么辛苦了。李苗很爱学习，也很着急，最近历史地理考得不好，一些老师没强调的知识点，她就忽视了，结果丢了分。晚九点，宿舍熄灯了，李苗还趴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课本，现在，除了看课本、做题，她已经没有时间看别的了。
出来的父亲：
不怎么跟孩子聊天
掏出手机，石彪按断了姐姐的视频请求，他刚从北京的呼家楼上了地铁，至少一小时才能到达天通苑。晚8点，地铁晚高峰快过了，但依然没座。农村的夜静，估计姐姐和儿子马上就要睡了。
过年回来，石彪一个电话都没给家里打。他在北京做理财销售，一个项目赔了，他以为是暂时的，先掏钱垫给了客户，结果真出事了，30万没了着落。30万，这在农村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想到这他就噌噌地冒火，也不愿和家人联系。只有姐姐，时不时跟他微信联系着。
6岁的儿子留在老家，爷爷奶奶带着，姐姐在时他偶尔跟儿子视频，每次都问吃什么了？学什么了？没两句，儿子就烦了，跑去看电视。
“你跟儿子的感情深吗？”听了我的提问，石彪愣住了，沉默了一会，他说“不太深。”
很早，石彪就来北京打工，即使有了孩子，每年在家的日子也屈指可数。
石彪喜欢城里，他说这里充满可能，而家里的日子一成不变，年轻人根本呆不住。即使过年在家，大多时间他也在看手机。
刚到北京时，因为只有初中文化，石彪只能在家具厂打工，他不甘心。后来，机缘巧合，他做起了理财销售，觉得这职业太好了，“能接触到很多成功的人，很高端，跟他们聊天都在成长。”
到家已经很晚了，天通苑的屋子是与人合租的，一个小单间挤着两张床。躺在床上，石彪继续工作，不停地发微信、打电话。他说做这行就要常沟通，没事也得联系着，维护感情。
“那你会经常跟孩子聊天，讲你在北京的见闻吗？”我问，“不会，说了他也不懂”，想了想，他又说“也不是，其实，他能听懂。”
这半年石彪和在广西打工的老婆也毫无联系。“关系不太好，想法不一样了。”但他没什么时间想这些，每晚，他都会发一条朋友圈，内容多是梦想、挫折、奋斗。最近两天，他发了“人生的路都是逼出来的”“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有时，他会想儿子，想起上次走时儿子已经睡了，没有告别，第二天醒来后儿子有点难过，说早知道爸爸会走我就不睡了。可他觉得没办法，“我得赚钱啊！必须要赚很多钱，才能买房、买车，给孩子更好的教育。”
“那你觉得什么是更好的教育？你希望孩子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的这条微信，石彪没有再回。
长大的留守儿童：
不想再让孩子像我一样
前些天晚自习，班上一位男同学玩游戏，曾燕批评了两句，学生直接顶撞她：我爸妈都不管我，你管我！曾燕很生气，也有点心酸。
她在杭州的一所艺术学校教语文。没人管，这是曾燕记忆里的常态，也是如今仍在老家的表弟表妹们的现状。
上世纪90年代初，曾燕还在重庆上小学，父母受亲戚的召唤去了广东打工，然后，每次回来他们都会带走村里更多的人，几乎全村孩子都成了留守儿童。
“房梁泛着黑色，一根布满灰尘的电线，一颗昏黄的电灯”，这是曾燕记忆中年底的团圆，没有温馨话语，甚至有点别扭，她和弟弟拆完礼物，问完期末考试的成绩，全家无话可谈，于是睡觉。
她已记不清当时是否有思念父母，觉得习惯了，就该那样。
现在，三叔、小叔的孩子们还都“留守”着，不同的是，农村的老家基本荒了，孩子们住进了镇上的楼房。小叔家是姐弟俩，他们各管各的，彼此很少说话。即使小叔在家，也是一天都在外面钓鱼，很少管他们。过年团圆，爸妈会像大款一样带他们去买东西，孩子们很高兴，但爸妈离开时，他们似乎也很平静。
一次，小婶子初六就走了，出门发现忘带东西又折回来，她偷着问小叔“他们哭没有？” 小叔笑着说：“哭什么？他们知道你要走的，有什么好哭的？”
曾燕的庆幸在于，当时学校还抓得很紧，自己又遇到了非常负责的老师。考上大学那年，妈妈专门坐飞机回来送她，感到无上荣光。不过，许多年后，当她30多岁还没结婚，妈妈似乎又很没面子。她的同学们大多十七八岁就结婚，有的已经结了又离，离了又结。她们中的许多人生完孩子又扔在了老家，重复着自己的过去。
“人最可悲的是在本该奋斗的年纪却安逸而不自知。”这是曾燕现在最大的感慨。她觉得自己能上大学是侥幸，当时浪费了太多时间，后来遇到那些“学霸”同学后，她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求知。现在，对于婚姻、生育，她十分审慎，希望将来孩子不要像自己一样。
（刘畅 文中均为化名）
许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