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池塘边，有人手持一枚圆柱状爆竹，点燃引线，迅速将其扔入水中。随着水底一声闷响，水面溅起一个大水花，数十条鱼如逃难一般跃出，重重摔在岸边。这种爆竹就是当地俗称的“鱼雷”。今年年初，这段时长仅7秒的“鱼雷”炸鱼视频在微商刘建成的微信朋友圈中受到热捧，不断有人问他，从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鱼雷”。刘建成想，何不在微信上卖“鱼雷”，大赚一笔。
之后的短短三个月内，刘建成依托微信发展了大量下线，仅一级代理商就有158名。通过各级微信代理商的推广，全国30个省市3000余名买家通过微信购买到了禁品“鱼雷”，涉案“鱼雷”多达3万余枚。直到今年“五一”节前后，一个寄往浙江诸暨的快递包裹被当地警方查获，牵出了刘建成的非法“鱼雷”买卖。
花炮之乡产“鱼雷”
刘建成家在湖南省浏阳市，那里是我国著名的烟花爆竹产地，制造鞭炮的历史可追溯至唐宋，现在仍以烟花爆竹生产作为支柱产业之一，被誉为“花炮之乡”。在当地最集中的花炮生产地大瑶镇，一年中除了过年和盛夏，其余时间都会因为花炮产业而车满为患，几乎所有种类的花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刘建成自打在微信上发现“鱼雷”的商机之后，就到大瑶镇上的花炮市场寻找销售“鱼雷”的商家。一连问了几个商家，都说不卖这种东西。原来，公安部等六部门2013年出台的《关于做好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禁止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鱼雷”“鱼炮”等违禁品。多个省市也因为“鱼雷”炸鱼频发致人死伤事件，相继出台了相关地方管理规定，严厉打击“鱼雷”制作、买卖的利益链条。
刘建成却不死心，向一些商家打听门路。有人告诉他，“鱼雷”肯定不会公开卖，私底下偷偷卖的商家得慢慢去找。于是，刘建成在大瑶镇到处转悠，碰巧逛到了胡明霞经营的烟花爆竹店。见店里只有胡明霞一人，刘建成凑过去小声问：“‘鱼雷’有没有卖？”胡明霞回答：“卖的。”和一般商家总希望多卖一些产品不同，胡明霞告诉刘建成，一次只能卖给他一箱总计160枚“鱼雷”，多了不卖。这是个不成文的规矩，商家一开始都会进行试探性交易，以防被钓鱼执法。
就这样，刘建成找到了货源。实际上，胡明霞最上游的供货商是53岁的李单强，一个在两年前因犯非法制造、买卖爆炸物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正处于缓刑考验期的大瑶镇本地人。李单强曾在花炮厂上班，精通烟花爆竹制作工艺。自从上次自己在家非法生产烟花爆竹被判刑后，李单强便“失业”了。夫妻俩都没有工作，不久后便重操旧业。同时，由于近些年制造烟花爆竹的企业越来越规范，很多个人作坊被取缔，制作这种虽被法律禁止又有市场需求的“鱼雷”，反而成了一条生财之道。
忙碌的微商交易
解决了供货问题，刘建成开始大肆推广自己的微信。他的微信名为“A万达烟花”。前面加字母是为了让这个微信号在别人的通讯录中排名靠前，而烟花实际上就是“鱼雷”。
为扩大影响力，刘建成不断加入浏阳各种烟花爆竹交流群，主动添加群内好友。放出那段用“鱼雷”炸鱼的演示视频后，一个昵称为“朵朵”的微信用户联系刘建成，说被这段视频“勾起了小时候把鞭炮扔进水沟炸出水花的回忆”。随后，“朵朵”加入了刘建成的代理商队伍。
事实上，真正让微商们不遗余力推广“鱼雷”的，是这种买卖的暴利。以小号“鱼雷”为例，李单强卖给销售商为每个0.15元，刘建成的售价是每个5元，然后经过层层微商的加价，最后买家给付的单个价格是15到25元不等。在暴利驱使下，短短三个月时间，刘建成便发展了一级代理商158名，二级、三级代理商更是以几何级数扩增，其中最多的一位代理商每月都能为他提供400多个订单。案发后，从刘建成处有据可查的发出“鱼雷”数量就有3.3万余枚，其个人从中获利2万余元。
近千人的利益角逐，数十倍的利润收入，众多微商只需动动手指在微信上转发，然后把买家的订单信息汇总到刘建成那里，就可坐收渔利。刘建成也为自己控制着货源沾沾自喜，“不管拐多少道弯，最后都是他们联系我，由我统一发货。”他盘算着，照这样下去，自己前两年为购置140多平方米婚房贷的款很快就能还清。
那段时间，刘建成每天都在家里忙碌地打印订单。他把所有的发货记录存在电子表格上，将“鱼雷”藏在自家车库里，偷偷打包发货。不知内情的妻子以为他只是在网上卖生日烟花等小玩意。为方便记录并隐藏内情，刘建成会在快递单上以不同代号指称含炸药量不同的“鱼雷”型号。比如，以“小、大、特”分别代表小号、大号和特大号“鱼雷”，以“D、T”分别代表烟雾弹和闪光弹，以“手、90S”等分别代表手雷烟雾弹、90秒烟雾弹等五花八门的型号。
就这样，这些炫目的“弹药”从刘建成处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各地。
可疑的快递单号
刘建成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但并不是每个代理商都像他一样谨慎。
2016年2月23日，一个名为“宛如流水亭四月”的微商在朋友圈内公然贴出一批快递单号，并附言“昨天的‘鱼雷’单号，自己找”，意思是让下级微商或买家自己查询购买“鱼雷”的物流信息，做好接货准备。
这一信息被浙江省诸暨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警偶然发现了。此时，浙江省公安厅正在备战G20杭州峰会的安保工作，这份“鱼雷”单号中有一个寄往诸暨的快递引起民警的注意。顺着这个线索，诸暨公安机关到当地快递公司截留了这份包裹，打开后发现里面是10枚“鱼雷”。这些“鱼雷”经专业鉴定机构鉴定为“符合爆炸装置特征”。按照快递业的相关标准，爆炸装置属于禁寄物品，同时国家法律法规也作出了明确禁止寄递的规定。
那为什么还会寄递呢？原来，天天快递营业部的业务员姜勇勇是刘建成的老相识。刘建成选择用天天快递是因为其运输方式大多是陆运，安检级别不高。平时，由于微商发货数量大，天天快递给了不少优惠，邮寄普通物品首重收费是每件6元。然而，刘建成却不要优惠，直接开出每件10元的价格。姜勇勇心里清楚，邮寄“鱼雷”违反业务规定，但面对诱人的价格，他还是犹豫了，表示要回去跟老板高学升商量。高学升提出跟刘建成五五分成，双方达成协议。此后，只要是刘建成的寄件，开箱验视环节就被直接省掉了。
2016年3月，刘建成发往北京的一个包裹被天天快递公司的检测部门发现，高学升的营业部因此被公司罚款400元。事后，高学升联系刘建成，谎称被罚款1000元，要求共同承担损失。刘建成二话没说就通过微信转给高学升500元钱，同时还给出另一个“利好”：将寄往东三省、云贵川等偏远地区的价格提高到每件12元。本已受到教训的高学升和姜勇勇，再次被刘建成的出价“说服”了。
直到两个月后民警找上门，高、姜二人才知道事情败露。此时，两人已经获利5000多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天天快递浏阳市分部的相关部门因该案遭到停业整顿一周和罚款50万元的处罚。
制作、买卖都“踩雷”
今年5月，家住诸暨的小葛被警方带到派出所讯问，要求他讲述两个月前非法购买“鱼雷”的经过。
两个月前，小葛在微信好友晓峰的朋友圈中看到那则用“鱼雷”炸鱼的视频，便咨询购买这种“鱼雷”。晓峰说这是从微商朋友那里转发过来的，如果小葛需要可以帮忙带货。随后，晓峰向商家“帝狼”要求买一些“鱼雷”。对方告诉他，200元可以买到威力较大的大号“鱼雷”8枚。过了一个星期，小葛与晓峰碰面。微信转账给晓峰240元后，小葛如愿以偿拿到了大号“鱼雷”。他迫不及待跑到农村一处无人看管的池塘边做试验，结果第一枚“鱼雷”沉入水中没有任何反应，第二枚只是在水底一闪，起了个大水花，并没炸出鱼来。小葛想，视频可能是假的，算了，“就当买着玩吧”。
诸暨的另一位买家小李买“鱼雷”则是为了“正事”。小李家承包了村里的鱼塘，以往到过年的时候都会抽干水抓鱼。看到炸鱼视频，小李觉得这样更省时省力，便通过微商买了不少“鱼雷”。“鱼雷”还没用上，就被公安民警收缴了，小李进了看守所。
记者从诸暨市检察院了解到，从今年5月16日至31日，针对该案涉及的全国3000余条“鱼雷”线索，警方调集警力400余人次进行追查。仅在浙江省内开展的持续性集中收网行动中，就抓获涉嫌非法买卖、运输爆炸物品罪的犯罪嫌疑人200多人，查扣“鱼雷”爆炸装置700余枚。诸暨“2·26”非法买卖爆炸物专案组成立后，诸暨市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积极引导取证。办案检察官从证据固定、办案效果等角度全面分析，对多名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涉案人员变更了强制措施。
在谈到“鱼雷”的危害性时，包括刘建成在内的微商和几乎每一个购买者都有这样一种共识：这些“鱼雷”如果在手上爆炸，足以造成严重的危害，而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其他用途，那么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然而，经销商胡明霞却辩解，自己只赚了1000多元的差价，“早知道这样就不要这些钱了”。“鱼雷”生产者李单强则有另一番“慷慨”言辞：“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在专门租赁的房子里加工制作，万一不小心发生爆炸，炸死的也是我自己。”直到被提醒运输过程中或者使用时发生意外可能伤及多人时，他才低下头喃喃道：“我知道不应该，但我们当地不少人都是这么干的。”
事实上，在高度危险的烟花爆竹制作和燃放过程中，不时会发生血淋淋的事故：今年1月14日，河南省开封市某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在违法生产过程中发生爆炸，造成10死7伤；2015年7月，浏阳永和镇村民罗某想用“鱼雷”炸鱼，“鱼雷”刚点燃就在手中爆炸，将其右手炸断，连一旁观看的朋友也被爆炸声震得耳膜穿孔……
我国法律对爆炸物品有着严格的管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炸药、发射药、黑火药一千克以上或者烟火药三千克以上的，以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物罪定罪处罚。“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还有更具体的规定，非军用的烟花爆竹及含有烟火药、黑火药的制品，均属民用爆炸物品管理范畴。这也为本案中的鱼雷被列入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提供了依据。”诸暨市检察院检察官郦纪城介绍说。
目前，本案部分犯罪嫌疑人已被提起公诉。
（沈寅飞 袁凌志 何若愚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许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