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0日，端午假期，来自四川成都的张正祥、于强、肖军、喻春祥等5个家庭共13人，到成都市郫县安德镇出游。在此过程中，肖军和喻春祥落水，张正祥和于强闻讯前去施救未果。最后，四人中仅有喻春祥一人生还。张正祥的妻子周萍和于强的妻子钟敏，为了帮助丈夫申请认定“见义勇为”，在市县两级主管部门间反复奔走，却被告知，由于其所救为同行好友，属于“履行特定义务”，因而无法认定(12月13日《新京报》)。
因见义勇为认定而出现争议的情形屡屡见诸报端，有的因为行为者是未成年人，有的因见义勇为的行为发生在国外，有的因行为者平时表现不好……像这种因为双方是熟人关系，又共同外出游玩而引起的见义勇为认定争议，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媒体报道，2012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一过街天桥上，王先生因为阻止同行女子遭遇抢劫而被刺中4刀，但因为王先生与被抢女子相识，“无法算作见义勇为”。
就这起落水救人事件而言，成都有关部门给予的答复是不属于见义勇为行为。这一答复的根据是《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对于见义勇为行为的界定。该条例第2条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做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有关部门认为，虽然张正祥等人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他人人身安全，但属于“履行特定义务”的除外情形。
从救人过程来看，虽然几个家庭相约游玩，但落水者肖军和喻春祥自行找来一只皮划艇，步行到河流上游“漂流”，而其余的人在河边野餐、聊天。落水者肖军和喻春祥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擅自漂流的危险，且此前漂流并不在家庭相约活动范围内，基于归责原则，应当自行承担责任。而有关部门回复中提及的“施救落水同伴”，则是基于法律上先行行为，从整个落水救人过程来看，落水者的危险状态并非救人者引起，更不产生必然的法律意义上的救助义务。
其实，见义勇为申报奖励的初衷在于弘扬正气，鼓励互助，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对见义勇为从严认定，将职务行为等引起的法定义务排除在外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设置过高门槛，把一些行为挡在了见义勇为大门之外，却是对见义勇为者本人的再次伤害，更为重要的是，可能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的负面效应，让一些人在该出手时畏首畏尾，最终背离了见义勇为保护奖励制度设置的初衷。试想，如果有这样的先例存在，那么施救者还会尽其全力吗？
见死不救、漠视生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比这更为可怕的是让人怯于见义勇为的制度。目前全国不少省市出台了见义勇为条例，但各地的规定大相径庭，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存在各种限制性规定，损害了公平。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出台一部全国性的法律规范，降低认定门槛，严格限制除外性规定，最大程度地降低见义勇为的风险，让人见义勇为敢为，没有后顾之忧。(王成艳)
许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