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依姐希望有人能劝劝爸爸，让自己回家上学时，王久良决定帮帮自己镜头下的这个女孩。
2012年，在作为废旧塑料加工厂的院子里，住着厂主陈峰(化名)和依姐两家人，他们每天忙碌在一堆堆来自异国的垃圾旁，王久良记录下了院子里两年的时光。
后来在王久良和制片方的努力下，这些画面剪辑成了纪录片《塑料王国》。2016年11月，该片拿下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新人单元大奖，已经返乡的依姐正走在川南的山路间，她奔着眼前的生活，还不知道那段与塑料为伴的日子，所引来的目光和思考。
垃圾与塑料
摄影师王久良曾经被故乡田野间遍布的垃圾刺痛过，在文化学者鲍昆的帮助下，他开始了环境领域题材的创作。
人们开始关注现状。在参加了一些研讨会后，王久良发现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利用似乎已成为了一种共识。可他仍有自己的疑问，也许现实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美好。
2011年到访美国，王久良参观当地的垃圾回收企业，他惊叹于这其中机械化高效的作业方式。
但在参观行将结束的时候，负责人指着院子里的一个集装箱说：“那都是运到你们中国的。”金属、玻璃这类垃圾太重，就留在本土处理。而成吨的废旧纸张、塑料，则即将开始越洋之旅。
新的课题由此确定。
当王久良开始搜罗相关信息时，依姐和家人已经在陈峰的废旧塑料加工厂度过了一年的时光，这片沿海地区有30年废旧塑料加工的历史，爆发式的发展则在上世纪90年代，几千家与此有关的企业密布乡镇。
依姐的故乡在四川西南部的群山中，自爷爷那辈从邻省迁居到这里。依姐的父亲自幼成了孤儿，18岁那年就已经有了在外闯荡的经历。
后来他回到故乡成家，接连诞生包括依姐在内的三个儿女，可生活也日渐窘迫。那年家里本就不多的几亩地又遭了雹灾，出外讨生活再次成为了依姐父亲的选择。
不少乡邻都在陈峰工厂的那片区域打工，依姐的父亲也被介绍了过去。尽管不知道将要做些什么，但走得依然坚决，“把房门一锁，带着家里人就离开了。”
在陈峰的院子里，依姐和弟弟们继续着自己的童年。两家人吃住在一起，两家孩子也成了要好的朋友，依姐的弟弟阿泽还由陈峰母亲教会了普通话。
像周围其他院子里一样，都重复着相同的工序，依姐的父母每天分拣着成堆来自异国的垃圾，手边备着个打火机，有时还要点火烧灼，靠飘起的烟雾判断塑料种类。
之后需要机械操作的步骤多由陈峰夫妇进行，被挑选出来可用的废旧塑料经过漂洗后粉碎，继而加热融化，再切割成可供制造业使用的颗粒。
院里两家人
王久良想离以废旧塑料为生的人们更近些，走进他们的生活，看看他们所追求的价值。
在寻找人和故事的过程中，陈峰、依姐两家人并非最初的拍摄对象。王久良已经跟拍隔壁村镇一个厂主一年的时间，厂主靠着废旧塑料加工的生意供养着在读研究生的女儿。
但因为当地“不可抗的因素”，拍摄被迫中止，王久良甚至和厂主无法见面。“一年的时间，别人很难理解这种沮丧。”
初见依姐和陈峰两家人时，并没有拍摄所需的信任。王久良只被允许在厂子外面和依姐的父亲交谈，他被当成了“人贩子”，依姐紧张地盯着父亲背上的小妹妹。
证明自己的身份、解释拍摄的初衷，王久良花了半年时间和两家人熟悉起来。他成了依姐很好的玩伴，陈峰家搬运垃圾的帮手。
对镜头的躲闪慢慢消失，院子里的人们不再避讳将自己与废旧塑料为伴的生活展现出来。
陈峰的儿子举着垃圾堆里的英文图册，大喊着：“这里是美国。”依姐把包装纸上的卡通人物剪下来，再用塑料壳当“键盘”，做成了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而总能找到的塑料注射器，则成了依姐弟弟妹妹们最不愿撒手的玩具。
垃圾堆里一瓶还没开封的药膏成了陈峰的新发现，他比对着英文说明，在网上查找使用方法，之后把药膏涂抹在妻子因废旧塑料过敏的脚上。
陈峰的妻子中专毕业，曾经也在公司里上班。她很直接地表述着对粉碎塑料时烟尘的反感，如果更早进入这个行当，自己是不会选择怀孕的。
但院子里的日子，依姐家依然延续着新生命的诞生，妈妈在垃圾堆旁生下了自己的第四和第五个孩子。听到婴儿的哭声，赤膊穿着短裤的陈峰兴奋地跑出来观瞧。十天之后，还是在垃圾堆旁，趁着分拣垃圾的间隙，依姐妈妈哺乳着那个还粉嫩的新生儿。
在这个并不体面的环境里，院子里的人们不停歇地劳作，王久良觉得已经失去了探讨废旧塑料产业利弊的意义。“有些话说出来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陈峰一直想买辆轿车，上网一查，废旧塑料生意攒下来的积蓄还不够10万元的车型。后来他倾尽一年加工塑料的积蓄，才买回了一辆二手轿车。
陈峰开车回家的路上，路旁正有人将无法加工的垃圾燃烧，浓烟升腾而上。王久良的镜头拍下了这一幕，他好像看到了一个悖论，在追求美好的同时丧失了美好。
改变的生活
两家人都希望在废旧塑料加工的营生里改变生活，但境遇不同，分歧也由此而来。
一次陈峰大声斥责依姐的父亲，进而动起手来。起因是依姐的父亲在分拣垃圾时不大认真，将可供加工的塑料白白地丢掉了。
“我不可能像你妈妈挑的那么仔细。”依姐的父亲也有着自己的抱怨，在领取报酬时，他还会表达出能多些收入的愿望。
另一纷争则来自依姐的教育问题，面对着王久良的镜头，依姐早早袒露了想回家上学的心愿。
在陈峰送自己儿子入学那天，也看出了依姐的心思，想带她一起去学校看看。但这遭到了依姐父亲坚决的阻拦，两个男人吵了起来，陈峰拉起依姐要走，小女孩看着父亲一脸怒色，缩回了自己的步子。
王久良知道陈峰是一片好意，也更理解依姐的爸爸。如果无力完成女儿的心愿却由别人“代劳”，一个父亲的尊严将就此崩塌。那天晚上依姐的父亲哭着闷下口酒，“穷人家的孩子聪明、懂事，就是没上过学，我也没有办法。”
过了一段时间，陈峰还是带依姐去了学校。那天正好是文艺演出的日子，看着台上唱唱跳跳的儿子，陈峰也哭了，依姐的眼里则满是茫然。
随着和王久良越来越亲近，依姐把回家上学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希望能帮着劝劝父亲。每当和父亲说起这个话题时，她开始不住地向王久良使着眼色。
王久良曾希望在自己的镜头下，能出现一个关于依姐上学波折的故事，一年过去，他发现单靠依姐父亲的决断，这个愿望已不大可能实现。
“外出打工后，老家的房子已经破败”“回去了意味着经济压力的增加”，依姐的父亲不缺少返乡艰难的理由。王久良不得已介入到了镜头下的这个故事里。他坚决地说“孩子上学的事没得商量”，并在和制片方商量后决定给依姐的教育提供资助。
返乡上学路
纪录片的第一个镜头始于一片集市上，那时9岁的依姐懵懂地看着镜头。两年之后的冬天，依姐和家人把分拣剩下的塑料包装贴在墙上，抵御风寒，王久良的拍摄也即将结束。
在离开院子半年之后，王久良和制片方出钱让依姐家买好车票，踏上返程。
故乡的一切熟悉又陌生，从公路到山顶村子的路程还是要坐上一个小时的摩托，依姐家老宅的屋顶却已瓦片脱落，能望见天空。
依姐如愿进了乡上的小学，那时一年级已经开课了一段日子。又过了一年，依姐的两个弟弟也跟随了姐姐的脚步，每天三个孩子结伴走上半个小时的山路去往学校。
只是回到故乡，似乎和外面的世界隔得有些远了。弟弟阿泽不大记得院子里堆放的垃圾，只是怀念那时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可以和依姐走很远的路去商店，给刚出生的弟弟买罐奶粉，回来时天已经擦黑。
但在村子里，从山顶到公路旁靠摩托车连接，往返一次也要百多元的花费。依姐很少有机会下山，阿泽有时靠着村里人办喜事，跟着送亲的队伍出去看看。
阿泽看过陈峰家的电脑，知道“网络”的存在，村子旁好像也在架设网络信号，能连通的日子不能确定。家里那台电视还循环播放着一些制作粗糙的卡拉OK和旧时碟片，阿泽熟悉的是像“林正英”这样在上世纪90年代才风靡的影星。
姐弟俩喜欢画画，阿泽想象着自己是“神笔马良”，要给妈妈画件新衣服。可他和依姐也会抱怨，乡上买来的彩色笔质量不好，“画了才三页，就没水了。”
回到了家乡，依姐的爸爸干起了粉刷匠的营生。附近乡镇谁家起了新房，他就拎着油刷去忙上几天。生意好时，每月能赚上3000块钱，他用从山东返乡那年的日历当起了账本。入冬了，工程不多，他就穿起在山东时别人赠送的那件风衣，背着最小的孩子在村里四处溜达。回乡后家里又降生下第六个孩子，作为村里的“后来者”，依姐爸爸总是希望能壮大整个家族的声势。
当初其他塑料加工厂的老板给依姐爸爸留了电话，让他有意时可以过去做工。他自己不想再回到每天打几次杀虫剂驱赶苍蝇的环境，“可时机合适了，还想再出去干干。”
王久良去过依姐家探望，依姐的爸爸很开心“北京的朋友”还挂念着自己。王久良也带去了很多玩具，孩子们对王叔叔生活的那个地方有了些想象，阿泽有时天蒙蒙亮时就爬起来，疑问着：“在北京的人们每天清早几点出门？”
关闭的工厂
王久良也回过一次院子，他终于可以问问陈峰，如何看待自己从事的行业。陈峰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只说了句：“我真的不想干了。”
在2015年开始剪辑成片前，王久良曾公布过一个26分钟的“媒体版”，其中的内容更加直白、现实。成吨的“洋垃圾”自异乡运往中国，经过如陈峰和依姐父亲这样从业者的加工，又制成玩具等产品，再次销往海外。
其间，一些地区遭遇加工时废水的污染，人们只能从别处运送饮用水，而焚烧垃圾时的浓烟，则无节制地升腾上天空。
但这其中并没有太多陈峰的画面，王久良想尽可能地做些“保护”。这样的担心并不多余，媒体版公布不久，王久良就遭遇了来自塑料加工业的“口诛笔伐”，批评他夸大了这个行业的危害。一家受访的工厂，则在深夜被人砸碎了玻璃。
关于“砸人饭碗”的指责，王久良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并可以默默承受。他不似以前那么有“野心”、一定要做出多大的改变，只是庆幸自己还在坚持做下去。
“我并不反对垃圾的回收再利用，只是不能接受废旧塑料加工业在国内的现状。”只有想起在院子时的日子，王久良对于那些人的认同才一度超越了对这个产业的态度。
他觉得陈峰是个善良的人，秉承“一滴汗摔成八瓣劳动”这种最朴素的价值观。他不希望自己摄录的影像给依姐和陈峰家带来任何不好的影响。
直到后来，陈峰打来电话，受制造业不景气的波及，当地塑料加工的日子越来越难，陈峰已经关闭了厂子、改行干起运输，他的妻子也又回到公司上班。听罢这些，王久良才安下心来。
依姐的后来
在《塑料王国》最后的成片里，没有出现“污染”两个字。王久良相信，当人们看到依姐捧起漂洗塑料的污水洗脸时，一切自会明了。
11月23日，该片获得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新人单元评委会大奖。颁奖词说：“作品具有宏大又专注的献身精神，以贴近常人的故事揭示了一个事关全球的现象。我们在两个家庭谋生发展的故事中发现了自己的身影，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对经济生活方式的选择在他们那令人心碎的境遇中留下的痕迹。”
字幕浮现，掌声好像不能止住，“怎么还不停下来”，王久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外国记者们围上来询问，究竟这些废旧塑料是怎么运往中国的，也总有人问起依姐后来的生活。
依姐和家人不知道大山之外、远隔重洋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顾着眼前的生活。姐弟俩都很争气，分别担任着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副班长。阿泽最喜欢数学课，依姐最喜欢的则是音乐课。
有大人问阿泽将来想做什么，他起初说想像爸爸那样“盖房子”，想想又说“每个男孩子都有自己的梦想”。阿泽还觉得，姐姐现在可能想当个明星。
依姐14岁了，爸爸有时喝酒，父女俩起争执，爸爸动了手，依姐会生气跑去姥姥家待上几天。家里一位叔辈亲戚因为贪杯，和子女关系疏离，儿子在外打工不接电话，女儿远嫁没有通知。依姐爸爸酒醒时也在懊悔，不想和子女变成这个样子。
他以自己的方式为孩子的未来做着准备，家里收了几千个空啤酒瓶，依姐爸爸设想节省花销、用酒瓶代替“砖头”，为成人后的依姐和弟弟们盖起新房。
大山里的信号不好，王久良和依姐家断了一段时间的联系。
到了12月，王久良和依姐家终于又通上了电话。没人提起在工厂院子里的日子，阿泽兴奋地叫着叔叔“好久不见”，王久良则问着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你们还在上学吧？”
本版文/本报记者 刘汨
许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