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胆断定首个病例即是“非典型肺炎”；他是最早率队前往河源调查“非典”病例的专家；他在一片争论声中大声喊道：“别争了！别争了！就写‘病毒性感染的可能性大’！”；由他领衔制定的《广东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成为世界上首个将“非典”定义为病毒性传染病的报告，也是日后“非典”预防和诊治的蓝本；当“非典”在广东肆虐时，他跑遍河源、广州、中山、顺德、东莞等省内各大医院进行会诊和调查；当“非典”在其他省市蔓延时，他又受时任副总理吴仪和卫生部委派飞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进行重症病人的救治；他是接触“非典”病例最早的专家，也是接触“非典”病例最多的专家；他坚持将加强各医院ICU的建设写进报告；他坚持在中国第一本“非典”的教材编写中使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命名……
他，就是我国危重症医学专业创始人之一――肖正伦，时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防治“非典”专家组副组长。那一年，他59岁。
他是最早介入“抗非之战”的专家之一 他还全程参与救治“非典”病人――
十年前的“非典”，首个病例究竟是怎样发现的？最初为何只传染医护人员？为何扩散如此迅速？关于“非典”的最早报告是如何出炉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这个官方命名是怎样来的？作为我国最早介入这场“抗非之战”的专家之一，时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防治“非典”专家组副组长的肖正伦，对那段历史有着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
日前，在记者的多方联系和恳切求访下，已退休多年、当年“抗非”的关键专业人士肖正伦终于应允，亲回广州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细述当年“抗非之战”的故事。
即便是十年后的今天，肖正伦说起当年的那场“抗非之战”，仍然记忆犹新。3个多小时里，他娓娓而谈，让人隔着十年的光阴，仍能触摸到当年的那份惊心动魄；忆起当年一起出生入死地并肩战斗的医护人员，他两度泪水盈眶，凝咽失语，让人忍不住透过他迷蒙的泪光，回味当年无数白衣天使的那腔悲壮情怀。
对于当年自己的种种坚持，肖正伦说，他至今仍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固执”。
首个病例：
大胆断定是种“非典型肺炎”
广州日报：说十年前那场对“非典”的抗击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一点也不为过。作为我国最早介入这场“战斗”的专家之一，您能回忆一下首例报告病例的发现过程吗？
肖正伦：这场“战斗”的确是突如其来的，刚开始，我们也没有预计到它的严重性。在“认识”非典的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但我们终究还是用最短的时间认清了这种疾病。
我们呼研所救治的第一例“非典”病人是2002年12月22日从河源市人民医院转来的郭姓病人。刚转来时，医生当他是一般病人安排在普通呼吸内科，而我当时一看这个病人，就觉得跟我诊治过的肺炎病例很不一样。因此我就提出，他应该不是普通的由细菌引起的肺炎，而是一种“非典型肺炎”。
其实，“非典型肺炎”这个概念，在临床上一直都在使用，指的就是非一般细菌导致的，是由当时检查手段较难明确的一些病原体所致的、临床症状不那么典型的肺炎。
27日，这个病人开始出现呼吸衰竭，我们的ICU医生从家属那里也得知，送他来广州的救护车的随行医生、护士和司机回去都发病了。我们立刻警惕起来，12月31日，我们向广州市越秀区疾控中心发出了第一份关于这个病例的报告。
到了2003年1月1日，河源市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已有多人染病。1月2日，广东省卫生厅决定成立专家组到河源进行调查。
河源调查：
坚持认定是肺炎且有传染性
广州日报：到河源会诊、调查后，您是如何确定此病具有传染性的？
肖正伦：2003年1月2日，省卫生厅召集专家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出专家组到河源会诊、调查。我作为广东省卫生厅专家组的组长，率队前往河源。
到了河源，我们发现，已有8名病人。原来在郭姓病人之前，已有两人发病。此外5名都是医护人员。他们的特点都是发烧、肺炎、白血球不高。经过讨论，我们得出结论：一是这一组病例是肺炎；二是这种病有传染性。
当时，做出这两个判断是需要勇气的，当时专家组中也有不同意见。但我当时诊治的病例全都是肺炎，没有气管炎等，就坚持这组病例是“肺炎”，而且我们确定它有传染性。不过，这种传染性又很奇怪，它更容易传给医护人员。
1月3日，专家组提交了“关于赴河源市人民医院会诊调查初步工作报告。”我们将这种疾病诊断为有传染性的“非典型肺炎”，是一种“原因未明肺炎的局部暴发”，这是我们第一次描述它的特点和制定诊断标准。记得当时我在打印在一张A8处方纸的报告上署上“卫生厅往河源专家组”后，卫生厅又要求我签上自己的名字。
后来，我每次想起这个签字，都仍然觉得有些“后怕”，因为那支笔实在是太“重”了，其中的责任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诊断错了，如果并非真的是传染病，不仅会引起社会的波动，而且也会闹成大笑话，后果非常严重。当时也有人跟我说，能不能不写“传染”，可是，如果不写，我们又怎么对得住老百姓？
中山调查：
力排众议确定病原体是病毒
广州日报：确定为“非典”后，病原体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肖正伦：把第一例病人确定为非典型肺炎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查找病原体。当时，有专家提出，病原体应该是流感、衣原体、支原体等，但从临床的角度，我们不太同意。我更倾向于是军团菌，但却找不到传染的环境证据。
从河源带回标本后，我们和省疾控中心分工，呼研所做军团菌的检测，他们做病毒和支原体检测、培养，结果都是阴性。然而，刚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又收到了中山市医院院长的电话，中山也有相同病例，而且跟河源一样，只有医护人员被感染。
当时，我一听就觉得不妙。我断定不是军团菌了，而是病毒性感染！因为一个星期不到，能从河源传到300公里外的中山，只有病毒才会这样。于是，我们停止了军团菌的检测并马上向卫生厅作了汇报。
到了1月15日，中山的病人越来越多。19日早上，我们赶到了中山。我看了所有病例，三个医院一共28例，其中医务人员13人，病情特点跟河源的病人是一样的。但这次又有了一个新特点，河源的病例，被传染的全是医务人员，但中山的病例出现了家庭的聚集性，而且比较明显的是在医务人员中越传越轻。这一点也更证实了我的诊断，因为非典型肺炎特别是病毒性肺炎有一个特点就是自限性。
1月21 日中午，省卫生厅又派出了以我为组长的专家组到中山进行第二次调查。当天，我们又得知佛山有一组回顾性病例。卫生厅将情况上报国家疾控中心，很快，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也到了。
在当天的讨论会上，争议最大的就是病原体究竟是什么？有些专家不相信是病毒性感染。大家讨论得很激烈，最后，我大声地说，别争了！别争了！就写“病毒性感染可能性大”。但究竟是何种病毒，当时还没有明确，我们只能确定它是一种非典型病原体――病毒。
于是，我们在最后提交的《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里，就把这种疾病定义为“非典型肺炎”。出于稳定的考虑，我们并没有把“传染性”放在定义里，而只是对“传染性”作了一大段描述，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我们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要知道，当时是没有确切的微生物报告，只能凭着我们的临床经验和医务人员的责任感。
“非典”报告：
坚持写进加强ICU的建议
广州日报：正是这份报告，成了日后“非典”预防和诊治的蓝本。
肖正伦：对。2月3日，广东省卫生厅将我们在中山调查后提交的报告作为第2号文件转发至全省各地，这是非典期间的第一个正式文件。
根据河源只有医务人员感染的特征，我们提出了短距离飞沫传染的观点，这个推论在后来也证明是正确的。
在对症治疗的方案中，因为这种肺炎疾病确实是比常见的“非典型肺炎”的重病比例较大，我粗略估计要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的病例比例约近20%。我以危重病专业的敏感性，认为这只能用ICU才能同时救治那么多重病人，于是首次提出了以ICU救治重病的意见和制定重症非典诊断的标准。
在报告的最后，我们特意加了两个建议：一是建议政府早防早治；第二就是鉴于重症病人的比重较大，广东各地应马上加强各医院ICU的建设，准备救人，降低死亡率。尽管当时有专家认为没有那么严重，但我就是坚持要把这一点写进去。现在看来，这也是正确的。
但这仅仅是开始。广州各大医院收治的“非典”病人逐渐增多。仅在当年除夕那天，省卫生厅就接到了5例发烧病例的报告。卫生厅马上召开广州全市医院院长工作会议，我们广医附一院叶广春院长马上组织了全市第一个隔离病区。这也意味着非典疫情的真正开始。应该说，我们政府的反应还是很快的。
“非典”命名：
建议把“传染性”加入病名
广州日报：这个报告也是首次为这种疾病命名是吗？
肖正伦：准确地说，应该是首次对这个疾病进行定义。直到2月11日，广州第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当时发布会公开了“非典型肺炎”的名字，这是我国公开发布的第一个命名，也就是我们之前在中山调查时提交的报告上“定义”的那个名称。但其实，当时使用的名称的真正涵义应该是“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只是考虑到对社会的影响，将“传染性”放到了后面的描述中。
那段时间，我正在美国参加“美国危重病国际会议”，后来知道发布会上将它命名为“非典型肺炎”时，就认为有点不科学。直到3月5日，我参加国家疾控中心关于“非典”的第一份教材的编写，我发现用的还是“非典型肺炎”这个命名，便很慎重地向国家疾控中心主任建议恢复“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这个名称。最后，这本教材保留了这个命名。
到现在为止，关于这种疾病的中国官方命名还是“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当然，这个命名也不够准确，但当时找不到病原体，只好用了一个临时性的名字。
不过，话说回来，“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至少比WHO命名的“SARS”要准确得多。因为“SARS”其实是“急性重症呼吸综合征”的意思。但事实上，严格地说，这种病并不是“综合征”，它就是一种病。
现在，已经确定这种病是冠状病毒感染，应该可以称之为“流行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四处抢救
“请在ICU帮我留一张床”
广州日报：您是到各地会诊“非典”病例最早、最多的专家，有没有想过自己也被感染了怎么办？
肖正伦：可以说，当年我国“非典”的第一个病人和最后一个病人，我都参与了治疗。其实，在广州的“抗非”硝烟渐渐平息之时，我就意识到了其中的隐患。果然，之后“非典”在山西、香港、北京等地的暴发、流行、蔓延，证实了我当时的担忧。
在那几个月里，我不停地飞赴全国各地参与抢救重症“非典”病人，自己当然会有可能被传染的心理准备。我对所里的护士长说，一定要在ICU帮我留一张床。
广州日报：当时奋战在一线的所有医护人员都让人充满敬意。
肖正伦：如果一定要说我当时是一名指挥员，那我们全院的医生和护士都是最勇敢的兵。(哽咽)当时，由于全市很多医院的ICU都被关了，几乎所有的重症病人都往我们的ICU里送。很多医生和护士都感染了，所有的主治医生都病倒了。可是，少一个，马上派来一个；倒下一个，很快就有一个自动回来顶上，没有一个退缩。
大家都知道面对的是有传染的病人……(再度哽咽)明知道前面有危险，是敌人的碉堡，他们还是用自己的胸膛去挡敌人的子弹。有的医生本来正在抢救病人，突然发现自己发烧了，赶紧到普通隔离病房将自己隔离起来。
“非典”给全人类
都上了一课
既然“非典”是一种传染病，要它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
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人类更积极地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并大大地提高了人类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广州日报：十年过去了，“非典”还有可能重来吗？
肖正伦：这个很难说。既然它是一种传染病，要它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它是一种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事实上，冠状病毒现在到处都有，它在发展中，也会不断发生变种。因此，到一定时候，“非典”再次出现，也不是没有可能。
广州日报：您认为“非典”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您认为广东目前已经具备对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抵御能力了吗？
肖正伦：“非典”对广州、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影响都是深远的。它给全人类都上了一课，提出了一个警示。它迫使人类更积极地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并大大地提高了人类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从当年的抗击非典到之后的抗击禽流感、甲流，广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无论是在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还是在预案机制方面，都在不断完善。以前只有三级甲等大医院才拥有的ICU，现在珠三角各城市的医院ICU已经普及，连基层的二级医院也有了自己的ICU。
更难能可贵的是，广东每个城市都配备了一辆负压救护车，在救治和转运传染病等特殊病人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医务人员交叉感染的几率。
高温津贴数年未涨 尴尬了谁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