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提示：父亲偷了人家的东西，儿子是去告发还是隐瞒？有人认为向官府告发是“直”，孔子却不以为然。从现代法制观念的角度，似乎孔子的观点是现实生活中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等腐败现象滋生的根源。殊不知，父子之“亲”恰恰是整个中国传统伦理大厦的根基。
据《论语·子路》记载，有人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他的父亲。”孔子说：“我家乡正直的人不是这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无端将他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任何时候都是不应该的。即使是父亲做了这样的错事，子女也不应该支持与鼓励。在这一点上，难道孔子真的是非不分！？
其实，孔子主张“亲亲相隐”，恰恰是孔子的高明之处。要知道，儒家伦理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亲亲”是最根本的环节。
孔子主张仁爱，最基本的就是“亲亲”，也就是孝亲，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人只有“孝亲”，才具备了最基本的素养，才能做到推己及人。孔子说：“立爱自亲始” （《孔子家语·哀公问政》），人只有“亲亲”，才能“不独亲其亲”（《孔子家语·礼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梁惠王上》），进而“泛爱众”（《论语·学而》），“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孔子家语·五帝德》），孔子儒家所提倡的仁爱，就是这样一个立足于“亲亲”不断扩充，从而“爱人”、“爱物”的逻辑推衍过程。
传统中国具有家国同构的特点，国即是家的扩大，只有家庭和睦了，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形成。孔子说得很明白：“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孝悌”是为政的根本，人们由孝悌而守礼、敬上，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在本质上，“亲亲”就是以“孝敬父母”为核心，处理好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人如果连最起码的亲情都没有，就谈不上忠君，更谈不上整个社会的安定。
当然，孔子绝不片面强调“亲亲”。他认为“亲亲”要符合“义”。孔子儒家往往“仁”、“义”并称，例如，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同时还说“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臣与臣之间，都要讲究差等、礼让、秩序，都要符合一定的道义和原则。
孔子对“亲亲相隐”表示理解，但不意味着孔子力主“亲亲相隐”。孔子看重的恐怕是隐含在“相隐”之后的亲子之“爱”，他所说的“容隐”不是一般的包庇、窝藏，而是指不称扬亲人的过失。孔子是从人性、人情出发，在对待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情愫孝亲时，他呵护父子间的自然亲情，希望通过家庭的小忍以实现社会的大爱。所谓“体仁足以长人”，人要健康成长，体味仁爱之情不可或缺。孔子认同“亲亲相隐”，乃着眼于社会长远利益，把牢固的亲情看成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这是孔子思想的深层内涵所在。
孔子赞成“亲亲相隐”，也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孔子儒家分清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差异，正所谓“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礼记·丧服四制》），针对不同境况，其处理原则也互不相同。如在《左传》昭公十四年载：叔鱼借职务之便贪赃枉法，其兄叔向则多次指出叔鱼的罪恶。叔向“大义灭亲”，孔子给予赞扬。可见，孔子并非不分主次轻重地主张“容隐”，尤其对于为民表率的执政者，认为他们的道德品行应当更高。
孔子之后，容隐制度曾经被继承下来。“亲亲相隐”及容隐制体现了维护家庭稳定的人文关切。但是，近一百多年来，由于亲情沦丧太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造成了严重后果。实际上，人情之实才是立法之本，法律中的容隐制将亲人从亲人的证人席上拉下来，其出发点显然不是为了“隐恶”、窝藏罪犯或是制造腐败，而是对亲情的呵护，对人权的维护，是出于对人类社会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考虑。
作者：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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