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就是要使我们的思想从‘左’的流毒影响和旧的习惯势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彻底清理‘左’的影响，彻底冲破旧的习惯势力的束缚，大胆地大踏步地把改革推向前进。”
“改革的过程是同旧传统观念、旧习惯势力决裂的过程，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带有一定的探索性、风险性。所以，我们要始终坚持一条，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当然也不能有重大失误。”
“企业亏损开不出工资，不是到用户那里去走访，而是跑到上级去上访。哪个企业有饭吃，就把亏损企业往哪个企业合并，因此干饭变成稀饭，稀饭变成米汤，最后‘大锅饭’变成‘大碗茶’。”
时隔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长春以改革为主题的又一本著作与公众见面。这次，他将视线转向一段更早的历史和一片至亲的土地。
12月23日，《辽沈大地改革潮——20世纪80年代振兴辽宁的探索与实践》(下称《辽沈大地改革潮》)一书，经中央批准，由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正式联合出版发行。继去年年底发行的《文化强国之路》，这是李长春卸任后出版的第二部著作。
“祖籍大连，生在吉林，读书在哈尔滨，工作在沈阳，名字叫长春——我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李长春曾数次向人们这样介绍自己。
1966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沈阳市开关厂，从一个20岁出头的技术员成长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市长、市委书记，再到全国最年轻的省长，直到1990年6月从辽宁省省长的岗位上调任河南，李长春在辽宁工作了20多年，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在辽沈大地改革开放进程中，李长春作为一个坚定的改革践行者，把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倾注到了改革开放的事业中。
1983年9月，经李长春提议，沈阳在全国率先设立市长公开电话；1985年，沈阳推出全国第一个企业破产处理办法；在辽沈企业改革中陆续推出了租赁制、股份制、转让制、承包经营责任制等等。有媒体评价，沈阳城发生了“超过八级的改革地震”，向“大锅饭”、“铁饭碗”的旧有观念宣战。1986年，李长春被《半月谈》杂志社评为年度国内十大新闻人物；1988年，辽宁修建了被誉为“神州第一路”的中国内地第一条高速公路沈大高速公路……
在辽宁工作期间，李长春主持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和突破性意义的工作，屡次引起全国关注，以至于坊间一度流传对其家庭背景的猜测，“不然，他这么年轻能这么敢干？”事实是，他的确就是一位普通职员的儿子，在基层锻炼中积累了经验、做出了成绩、经受住了考验。
《辽沈大地改革潮》收录了李长春1982年12月至1990年7月在辽沈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章、批示、书信等文稿124篇，照片143幅，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那个年代，在地方工作，除少数大会讲话外，可以说几乎所有文稿都是领导本人亲自起草的，没有秘书代笔。”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人民出版社编辑说。
“改革”是贯穿全书的主线，124篇文稿中，几乎篇篇与改革相关，仅标题含有“改革”一词的就有20余篇。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介绍，李长春谈文化体制改革的《文化强国之路》市场反响热烈，有的读者向出版社提出，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这位退休领导人的改革思想历程和实践。在为《文化强国之路》搜集文稿的过程中，编辑组搜集到很多李长春在辽沈工作时的资料，由此萌生了出版此书的想法。
日前，黄书元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介绍了《辽沈大地改革潮》一书的出版始末。
改革的时代先声
新华每日电讯：本书的最大亮点和主要特色是什么？
黄书元：要说本书的亮点，首先一定要将这部著作放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中，理解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我感到，这本书的亮点和特色体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牢牢把握解放思想这个突破口，树立改革开放的新观念。20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的改革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突破的，改革开放要迈出实质性步伐，首先必须解放思想，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从本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推进辽沈改革的实践探索中，长春同志和辽沈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努力冲破传统观念的藩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形成新理念新认识。如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长春同志鲜明指出，“在发展商品经济中我们要从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代之以生产力标准的思维方式，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我国就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可见，坚持改革开放，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一致的、缺一不可的。”
比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上，长春同志提出必须大力破除以“大锅饭”、“铁饭碗”为基础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弊病，他说，“要弄清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大锅饭’的界限，认识到‘大锅饭’的管理体制本身就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只有克服平均主义，才能有效地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这些论述，冲破了当时思想禁锢的坚冰，推动辽沈大地兴起了改革开放的热潮。
比如，紧紧抓住改革的关键环节，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勇气，善于破解各种改革的难题。1986年8月沈阳防爆器械厂正式宣告破产，这是我国第一家实施破产的公有制企业，堪称改革开放历程中里程碑式的创举。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想不通，议论纷纷，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破产，社会主义企业怎么能破产呢？长春同志苦口婆心做各方面工作，他说：“企业有兴有衰，有生有死，方能良性循环。”“破产制度本身不姓‘资’而姓‘商’”。沈阳终于在全国迈出了企业破产第一步。
比如，针对当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矛盾新问题，像价格双轨制过程中出现的物价上涨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象，社会上有着不同的议论，出现了如“老大穷老二富不三不四暴发户”等说法，对此，长春同志深入基层和干部群众面对面座谈，召开关于物价问题的万人形势大会，耐心细致做思想工作，统一认识，保证各项改革措施取得最大共识。
总之，我认为这本书最大特色就是，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艰辛历程，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是怎样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以及地方党委政府是怎样把中央的要求和地方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探索和实践的，体现了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试点——总结经验——面上推广，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阶段。
当然，书中记录的一些改革举措，今天看来可能已不稀奇。比如一家企业破产或修建一条高速公路，但在当时，这些消息都曾引发全国讨论。我是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感受就很深。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有一年春节期间，广播中说了句“恭喜发财”，现在看多寻常的一句话，那时群众都大吃一惊，因为“发财”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人们的思想还受到旧观念束缚，“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想而知，当时长春同志推行改革时，阻力有多大。但他想干、敢干、最后干成了，这就给全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像打开大门一样，大家一拥而进，跟着干了起来。如何把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干部群众的改革热情发扬光大，如何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的新形势下坚持创新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辽沈大地改革潮》才是一本融历史性和现实性于一体的思想精品。
“有两个人物的信息，长春同志特别要求注明”
新华每日电讯：编辑过程中，长春同志亲自参与了哪些工作？
黄书元：辽宁是长春同志的故乡，他对辽宁有着深厚感情，对本书十分重视，文稿搜集和照片选用等很多工作都是亲自指导，他强调要尊重历史，原汁原味，并对每篇文章逐字逐句地进行审阅，对选用的一些重点老旧照片，还参与了修复。今年7月，他亲赴沈阳主持了一个座谈会，把当年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老朋友请到一起，听他们对书稿的修改意见，在他们的提议下增补了很多宝贵资料。
本书现在的框架和面貌，也是出版社与长春同志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的成果。书末增补了媒体报道和20世纪80年代辽宁改革开放大事选编作为附录，这是长春同志根据沈阳座谈会上老同志的意见加进来的，与其本人文稿互相补充，帮助读者了解当时很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和重要脉络。
新华每日电讯：编辑中有何难点？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黄书元：难点主要是文稿背景的把握、照片的搜集及信息核准。我们现在的编辑大部分是“80后”，没经历过那个时代，有些东西就有隔膜。我们请辽宁方面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
长春同志也非常注重编辑人员对书稿历史背景和内容的理解，亲自讲解一些重大历史背景，主动提出让他们到辽宁的一些地区走一走、看一看，实地考察它们的历史和现在。这样，就使编辑人员对辽宁的人文地理、改革发展历程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编辑中，有一个细节让我特别感动。书中彩插选用了很多长春同志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照片，根据惯例，需要注明的多是领导同志。但有两个人物的信息，是长春同志特别要求注明的。一位是参与沈阳军民共建的南运河带状公园工程、时任沈阳市城建局局长的徐复泉，他对带状公园建设作出过突出贡献，但人已经去世了；另一个是时任辽宁省交通厅副厅长的孙炜士，因沈大高速公路建设积劳成疾，早早离开了人世。从中能看出长春同志对为地方作出历史功绩的同志的深厚感情，反映出他对基层干部的重视和发自内心的关怀。
新华每日电讯：书中照片十分丰富，书前彩插既有长春同志的工作照，又有他与领导人的合影，以及以“可爱的辽宁”为主题的图片，能否谈一下这些照片是如何选出的？
黄书元：彩插中长春同志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部分是由辽宁有关部门提供的，也有一些来自长春同志的个人相册。长春同志选择这些照片，主要是觉得它们能够展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辽宁改革开放事业的关心指导，反映党中央对地方的支持。
第一张彩页照片，是在沈阳工作期间长春同志在办公室内拍的。当时，他是年轻的市一级领导干部，适逢改革大潮，历练了自己，也成就了沈阳的改革事业。
“可爱的辽宁”这个标题，是长春同志本人定的，选用的部分图片，从若干侧面展现了辽宁的历史烙印和改革成就，便于读者了解辽宁的基本省情。
新华每日电讯：封面以沈大高速公路为背景，这一设计有何考虑？
黄书元：这个背景照片是改革的标志。当年，高速公路还是新生事物。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辽宁交通运输的瓶颈问题日益凸显，沈阳至大连的公路运力不足，大连港货物严重压港。但对建设高速公路，不少干部和群众认为没有必要，甚至有人提出，高速公路要允许百姓在路边摆摊卖东西，为群众创造经济收入。全国对我国是否发展高速公路也处于争论中。
为推动工程建设，长春同志等人提出了“分段高速”的概念，先把沈阳至鞍山这一段建成高速公路。这段建成后，长春同志亲自带着省“四大班子”的领导坐车从沈阳直驶鞍山参加竣工仪式，车子一路畅通，开得很快很稳，大家亲自体会了高速公路的优越性，到这时，全线建成高速公路的决定才终于水到渠成，沈大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也促成了全国发展高速公路的共识。
这个进程说明改革难度很大，但抢跑不行，拖延也不行，富有远见的改革者要善于解决、化解、破解难题。
讲述从大学毕业到走上领导岗位的成长历程
新华每日电讯：本书的目标读者群是谁？不同读者能从阅读中收获什么？
黄书元：作为一部谈改革的书，本书的目标读者主要是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研究改革开放的专家学者，也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广大中青年读者也应该读读这本书。因为这部著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春同志从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到逐渐走上领导岗位、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长这样一个艰苦奋斗、与时代共进步的历程。读者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宝贵经验，体会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时，应如何用勇气和智慧去战胜和克服它们。希望这部书能激励青年一代，走在时代创新创造的前列。
新华每日电讯：阅读中，您本人有何感触？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内容？
黄书元：很多内容都给我留下深刻感触。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一些改革突破以外，还有很多。比如，长春同志曾婉拒新华社《半月谈》杂志提名他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动情地说“改革成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创造的”；亲笔给朝阳劳动教养院76名学员写信谈理想与法纪，勉励他们告别灰暗的昨日，扬起理想的风帆，等等。
书中很多话，在当时，可以说很多领导都是不敢说的。比如谈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他说：“关键要明确政府和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定位，真正做到大的方面管住、小的方面放开搞活”。谈到商品经济问题，他说：“只要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就起作用，就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就必须按价值规律去处理商品生产全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问题。”谈到科技体制改革，他说：“科学研究工作要由科研机构内的小循环转到参与社会经济建设的大循环。所有科研单位及科技人员都要强化产业意识，特别是地方科技工作要以产业技术开发为主，用生产力标准评价科技成果。”作为经历过那段历史时期的人，我更能体会其中的改革精神，同时，长春同志很善于破解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改革不是蛮干，是从实际出发，拿出新的办法，有些办法当时看来都很“出格”，老实说，作为一个年轻干部，他当时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很不容易。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新华每日电讯：今天，出版这本以上世纪80年代振兴辽宁的探索与实践为主题的书，有何考虑？对我们当下的工作具有怎样的意义？
黄书元：这部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一方面，它是我们了解上世纪80年代全国改革历程的一个缩影，可以说，当年辽沈老工业基地的改革探索，同安徽的农村改革、广东的对外开放、江苏发展乡镇企业、浙江发展非公经济的探索一样，为全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具有示范意义的贡献。另一方面，它对我们今天的工作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长春同志作为一个改革的积极践行者，从走上领导岗位伊始就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书中回顾了他在辽沈大地推进改革的艰辛历程，辽宁当时作为东北传统工业基地，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典型地区之一，改革任务比很多地方都更加艰巨，长春同志作为沈阳市、辽宁省主要领导之一，在市委、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团结广大干部群众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诸多开创历史先河的改革，推出了大量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创举。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些改革实践中包含大量的宝贵经验和改革创新的思路、方法，值得我们总结、学习。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出版这部书，就是为了重温上世纪80年代辽沈大地改革开放的历程，让今天的改革者从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勇气，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借鉴，把历史启示转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动力。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高温津贴数年未涨 尴尬了谁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