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电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上周以96岁高龄逝世，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称，德国失去了一位巨人。施密特从1969年至1972年任德国国防部长、1972年至1974年任财政部长、1974年至1982年任联邦总理。人们记忆中的施密特，是一名亲力亲为的实用主义者。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名成功的危机管理大师。
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似乎格外动荡不安；但施密特治理德国的时期也根本无法用稳定来形容。施密特的时代，是东进政策和国际关系缓和的时期。期间爆发了首次全球石油危机、经济衰退、滞涨、和欧洲重新出现大规模失业危机。他那代人面对了国内恐怖主义，并目睹了伊朗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波兰团结工会的崛起。
人们记忆中的施密特，是一名亲力亲为的实用主义者。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名成功的危机管理大师。他很早就证明了自己的判断和领导能力。担任汉堡市参议员时，他成功克服了几乎摧毁该城市的1962年大水灾。
施密特一直对宏伟计划和长期愿景抱怀疑态度，凸显了他实用主义者的形象。不过，他从未放弃自己的基本信念，即自己的政治目标有其道德根基。因此，卡尔 波普尔(Karl popper)是他最喜爱的哲学家就不足为奇了。波普尔务实但以价值为基础的方式，与施密特不谋而合。
但这些不是施密特世界观的全部。出身于德国最大港口城市的他，是一名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对境外事务有浓厚兴趣。他崇信波普尔的学说、背负着纳粹时代的沉重记忆和灾难伤痕， 终其一生都对我们开放社会的优势和弱点有着敏锐的认识。
谦卑和耐心处理外交
施密特清楚知道，一名实际的政治家要在事件发生时积极面对，尽可能明智地处理。但他也本能地知道，日常事件受到不可阻挡的趋势和力量的影响：东西方之间的战略竞争、全球相互依存时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化、和去殖民地化所造成的后果。他是最早注意到中国崛起，和亚洲可能重返世界舞台领导地位的德国领导人之一。
他认为，透彻的分析是采取政治行动的必要前提。他尤其憎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感情用事，也不能容忍愚蠢的人。他一直为自己的信念而努力。
他和法国总统季斯卡(Valery Giscard d' Estaing)合力推动建立七国集团协调国际经济政策，并在1975年于朗布依埃(Rambouillet)举行的首届七国峰会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同年，他在赫尔辛基与东德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并肩而坐，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终极文件”。这是缓和政策的重大突破，开启了苏联和华约组织内部的封闭社会。
施密特与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的关系并不融洽，这一事实很多人都记述过。但施密特一直是跨大西洋亲密伙伴关系的坚定倡导者，认为这是德国安全和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环节。事实上，他在1977年一次重要演讲中表示，对抗苏联部署SS-20中程核导弹计划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害怕苏联的行动会造成欧洲和美国分离。
施密特1979年对所谓北约双轨决定的承诺，即最终将消除欧洲的中程核导弹，令他的党内同僚倍感气愤。但这是他在认真、冷静考量战略格局演变后所做出的决定。
最后，施密特以欧洲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他经历了极端民族主义给德国带来的社会灾难，对不可逆转的进步的理念一直有所怀疑。对他来说，改变不会来自星期日的演讲，只会来自实际的举措。
因此，欧洲一体化必须通过切实的政策和制度，而不能通过法令实现。他和季斯卡创建的欧洲理事会(由欧洲政府首脑组成)，现在已成了欧盟机制的主要参与者。他们推动的货币一体化构想，在下一代人身上开花结果。他们具体表达了对统一、和平欧洲的法德承诺。这种承诺，只有在统一目标的指导下行事，才能影响全球。
在退出政坛后的数十年里，施密特仍然为德国民众扮演了导师的角色。国际危机、全球秩序和欧洲的未来仍然是他最基本的关注。他认为德国在解决和影响这三大问题上，有责任扮演力所能及的角色。
他的思维有着强烈的规范性基础，但他对世界的敏锐理解，令他能以谦卑姿态和战略耐心处理外交政策。这种难得一见的道德原则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正是他作为外交政策思想家和实践家留给后世的遗产。现在，他已不能亲自提醒我们，我们最好能够牢记他的思维重点和原则。(施泰因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