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新任命的副主编的支持下,一批新的编辑人员使得仍任主编的布哈林不再能决定报纸的方针了。这是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利用告密取得成功的一个例证。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第7期,作者:郑异凡,原题为:《苏联的告密文化》
告密制度是独裁统治下的产物,无论在社会还是党内,它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毒化人际关系,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这样的社会不会是和谐社会,更不会是社会主义社会。
告密合法化为报告
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问题。
告密有两种。一种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潜伏党内的沙皇政府密探,最著名的一个名叫罗曼马林诺夫斯基。此人1906年混入工人运动,曾任工人委员会委员、五金工会理事会书记,1910年被招募为沙皇保安局密探。1912年在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后又被选为国家杜马代表。他的告密活动给布尔什维克党造成严重损失。布哈林曾经觉察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行为,但列宁不相信,反而指责布哈林轻信流言蜚语,政治上不坚定。十月革命后马林诺夫斯基回到俄国,奸细身份败露,被判处枪决。这是向敌人告密的典型例子,这种人卖身投靠,已经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投敌叛变。
另一种告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现象,即向组织密告周围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机关介入党内斗争,当权者用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方式解决党内意见分歧时,告密者往往成为安全机关的密探。这些人的动机不一,有的是出于爱国爱党,有的是为了邀功请赏向上爬,有的是为了打倒对手,有的是为自保。
上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逐渐激化。列宁生前,党内出现分歧还可以通过争论这种正常的方式解决。列宁患病和退出政坛之后,党内斗争开始走上不正常的道路。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与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
1923年秋,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引发销售危机,国内出现工潮。党内对解决经济问题以至党内民主问题等发生不同意见。
1923年9月俄共召开中央全会,内务人民委员兼格伯乌首脑捷尔任斯基在会上做报告。他提请全会参加者注意,党内生活的停滞、党内存在非法派别集团、任命制取代选举制等已成为一种危险,瓦解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这些事实证明党内状况不良。为监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格伯乌早就安排其党员以及了解情况的非党人士充当线人,监视并密报他们的活动。鉴于工潮和党内存在派别活动,他建议责成所有共产党员向格伯乌报告党内的非法派别集团。
十月革命后不久,即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它很快获得了非常权力,即逮捕和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处死的生杀大权。这种情况一直延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初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正常经济活动的恢复,契卡的工作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列宁决定改组契卡,削减其权力。1922年初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任务是镇压公开的反革命暴乱,从事反间谍工作,保卫铁路和水路交通线,保卫国家边界等。它有搜查逮捕权,但已无处决权,案件必须移交法院审理判刑。这是把苏维埃国家纳入法制轨道的一项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