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像史密斯一样的赏金猎人们的工作从19世纪开始产生了负面影响，伦敦的渡鸦变得罕见起来。直到1850年少数几对渡鸦继续在伦敦筑巢。到1907年为止，人们偶尔还会发现它们在伦敦出没，尽管很有可能在19世纪中叶之后，这仅仅只是一些大型食腐类渡鸦的目击记录。
《乌鸦之城：伦敦，伦敦塔与乌鸦的故事》封面图
本文摘自：《乌鸦之城：伦敦，伦敦塔与乌鸦的故事》，作者：博里亚萨克斯，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史密斯的《鸟类生活观察与传说》（BirdLifeandBirdLore）于1906年第一次出版，并没有提到伦敦塔，但是作者写道：直至今日，在英国，许多伟大家族的兴盛都取决于渡鸦的安危，它们是神赐的领地保卫者。沃特斯科特爵士（SirWalterScott）的畅销小说《拉马摩尔的新娘》（TheBrideofLammermoor）于1819年首次发表，在故事的高潮部分对此作了深刻的令人沉痛的描述：一位穷困潦倒的鸦林镇伯爵和露西小姐（一位居住在古老的鸦林城堡的律师之女）相互表达了爱意，就在这时，一只渡鸦被箭射中，坠于露西脚下，鲜血沾染了她的裙摆。伯爵见这只渡鸦是由露西被宠坏的弟弟诺曼所杀，说道：你可知渡鸦受到了鸦林镇伯爵们的保护，你竟敢在伯爵面前杀害渡鸦，这是不祥的预兆，会惹来杀身之祸！诺曼回答说他从未见过渡鸦如此靠近人类，以为是厄运的征兆。斯科特当然知道渡鸦的传说，他肯定是想借这两个角色对渡鸦态度的反差，来表现当时的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的矛盾。
那些关于查尔斯二世在伦敦塔驯养渡鸦的故事，至少有一方面是可信的：正是在查尔斯二世执政期间，英国人对渡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533年亨利八世颁布的法令和1566年伊丽莎白一世的法案也为此奠定了基础，由于偷食庄稼，他们曾允许教区为驱赶这些鸟类提供赏金。这些法令在查尔斯二世执政时期被加强并重新解读，他鼓励教区悬赏捕杀大批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举个例子，肯特郡的教区记录记载，1676年之前仅有14只渡鸦遭到捕杀，但在这之后的14年里，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98。
渡鸦，逐渐从受法律保护的动物变成了被捕杀的害禽，通常人们每捕杀一只渡鸦都会得到一定量的赏金。导致这一转变的其中一个次要因素就是示众处决的减少直至最终废除，然而，这都不会对伦敦塔的渡鸦造成太大的影响，与流行的说法不同的是，仅仅只有7次已知的处决是在伦敦塔的场地内进行的，另外的112次则发生在附近的塔丘。比起对旁观群众的震慑力，这偶尔的斩首示众，对渡鸦的影响应该小得多，这些尸首都不足以为渡鸦提供一日的食物。
导致公众对渡鸦转变态度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同一时期英国农耕产业的变革。农业不断趋向密集且系统化，农民们不愿再将鸟类和其他动物的捕食行为当成不可抗拒的神力。更何况16-19世纪的圈地运动，使绵羊的数量在英国大幅度增加，很大一部分农业用地被转型成牧场。虽然渡鸦在农学家眼中被认为只是小麻烦，即使人们经常会夸大它们的破坏力，但是它们还是因为攻击羊羔（有时甚至是成年山羊）而臭名昭著。
渡鸦曾因它们在垃圾处理上为人类所提供的帮助而受到保护，渡鸦数量的急剧下降为城市清洁和空气质量带来的后果现已不得而知，但很有可能人类会为对渡鸦及其同类的残害付出相当惨痛的代价。17至18世纪的伦敦被认为是一座高度文明且繁荣的城市，曾因堆积成山的垃圾和熏天的臭气而声名狼藉。
但是，尽管缺少足够的资料，查尔斯二世在伦敦塔驯养渡鸦的说法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在查尔斯二世统治过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渡鸦在伦敦仍然十分常见。在1768年首次出版的《活捉、消灭老鼠及其他四足有翼害虫的通用指南》（TheUniversalDirectoryforTakingAliveandDestroyingRats，andAllOtherKindsofFour-footedandWingedVermin）中，捕鼠专家罗伯特史密斯（RobertSmith）证实了这一点。史密斯承认了渡鸦的实用价值，因为能够消灭臭气熏天的腐肉和粪便，但是它们对家养禽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史密斯介绍了当时在伦敦诱捕渡鸦的情况，据他所说，这类服务的报酬与诱捕昼行鹰相同。史密斯还描述道，当一只渡鸦被捕获之后，其他渡鸦会聚集到陷阱的周围，机警慎行。然而，通过不断转移陷阱的地点，他可以在一天之内捕获大量的渡鸦。当野生渡鸦遍布伦敦上空的时候，驯养渡鸦是非常困难且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