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徽宗朝通过各种形象工程，营造出了超越历史、自我作古的极盛姿态，这已经可以被视为追寻理想秩序的终极答案了。虽然这个最终图景是营造出来的，但营造本身就说明了诸政治口号在现实中的穷途末路。这也就意味着，支持熙丰变法及一系列后续政治变革的意识形态已经达到了自身影响力的极限，这就是一种政治危机。
宋徽宗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方诚峰，原题：宋朝皇权在后变革时代是虚化还是加强了？
【原编者按】本文是《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方诚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的全书结语。经出版方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标题与小标题系编者所拟。该书的研究对象是北宋哲宗、徽宗朝的政治史。为避免将政治史简化为政治斗争史，该书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入手，重新梳理了北宋晚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演变过程，进而试图理解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特质。
北宋晚期政治史是如何演变的？
如何理解北宋晚期政治史的演变过程？
本书所述的历史过程，始于宋神宗熙丰法度的罢废，故如果将北宋晚期视为后变革时代，大概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后变革绝不等于政治变革的停顿，因为司马光、哲宗本人、徽宗与蔡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将政治变革不断推进。
然而，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许多原初的理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异。熙丰变法的总要求是建立一种理想的秩序，即所谓立政造令，悉法先王，这大概是学界的共识。这种理想政治的内涵还可以进一步分解，比如说针对士大夫群体的一道德同风俗，即思想统一；针对君主的致君尧舜，即圣人之君；就政治统治成效而言，则是丰亨豫大，即三代之治或圣人之治。但是，如正文所论，到了宋哲宗亲政与徽宗的时代，这些理想在实践中都异化了：一道德同风俗异化为政治清洗、思想整顿；圣君异化为神降；圣治异化为以祥瑞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形象工程。
传统上一般也会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原样，把徽宗和蔡京之新法视为变态，但这更多地出于道德批判，从北宋晚期的历史来看，所谓的异化并非对原初理想的反动，而是处在其本意的延长线上目标与口号并没有变，而是实现的手段、路径改变了。说到底，如果原初的理想成为一种具有统御力的政治话语、价值观而无法被放弃，再加上这种理想又无法通过常规途径而实现的时候，异化就发生了，而且逐步深入。
因此，北宋晚期政治史的特殊性就在于：系列的政治变革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就是上述士大夫所提出的理想政治设想，体现于王安石法先王之政、司马光建设亘千万年无颓坏之政治体的主张；更体现于致君尧舜、一道德同风俗、丰亨豫大等政治口号。因此，在当事人看来，政治上的更革应该达到终极目的虽然众人并没有一致的解释，因而也不断生发出各具特色的政策、法度。作为对比，此前的庆历新政，范仲淹等人所提出的目标不过是法制有立，纲纪再振，完全构不成一种具有统治力的意识形态，因此庆历新政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孤立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整饬吏治为核心），迅速失败之后，政坛即陷入沉寂。如司马光所说，仁宗后期的朝廷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庆历新政就如石沉大海。
相比之下，北宋晚期确实是个后变革时代，但因为这个变革是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所以这个后变革不是停顿，而是变革层出。故北宋晚期的历史说明，政治变革一旦具有了意识形态支柱，就可以各种形态成系列地出现。而在这种系列变革中，最大的危险并不在于变革的夭折或党争，而在于原初政治理想的异化恰恰危害政治体本身的各种党争就是这种异化的副产品。可以说，只有理解北宋晚期政治史诸口号与行动的背离，才能理解所谓的党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新旧党争相关问题作为北宋后期政治史的主要线索，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