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具有世界声誉的印度作家。他是东方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获奖至今正好100年。他也是印度近代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家，尤其是他的诗歌，在中国获得了几代众多读者的欣赏。而郑振铎，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社会活动家，他是最早卓有成效地给中国读者介绍泰戈尔的人。
郑振铎最初接触泰戈尔诗歌，是由有传奇般经历和浪漫色彩的朋友许地山介绍的。据郑振铎后来回忆，192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地山来到他的住所，长发披垂在双肩上，在夕阳的馀辉中，用梦幻般的似乎带有神秘的表情，向他介绍泰戈尔。说在缅甸游历的时候，看到泰戈尔的画像，又听人讲泰戈尔的故事，便买了泰戈尔的诗集来读，一读就入了迷。隔了几天的又一个晚上，他到地山的宿舍去，地山拿出一本绿纸面的日本人选印的泰戈尔英文诗集送给他。他站在窗前，借着夕阳读了起来。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小池里喷泉的潺潺声。他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诗意境界。泰戈尔的诗把他从忙扰的人世间，带到美丽和平的花的世界，使他暂时忘却了艰苦的境遇，随着老诗人走进有一池绿水、有五彩弧虹的天国中去了。那天夜里，他破例坐了人力车回家，为的是在车上借着明月和街灯的微光，急不可待地先读为快。那以后，他便搜读了泰戈尔的所有用英文写的诗集以及英译诗集。他像地山一样入了迷。每读一遍，便愈加感受到泰戈尔的超脱和飘逸。虽然他并不怎么受其神秘的快乐主义的影响，但他的有时会产生莫可名状的忧郁与烦闷的心灵，则时时受到泰戈尔诗的慰藉。
与此同时，他的另一个朋友瞿菊农，也由地山的介绍而沉醉于泰戈尔的诗。1920年的夏天，他与菊农便常常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后门的柏树的绿荫下讨论泰戈尔。在宁谧的心境中，静静 地聆听高树上的蝉鸣，忘却了四周的炎热。在地山的怂恿下，他们又开始翻译泰戈尔的作品。1920年八8，在郑振铎主编的《人道》月刊上，就发表了他翻译的 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22首；在这组译诗前，又有他译的《新月集》中的一首《我的歌》作为序诗。同时，还附有他在6月21日写的关于泰戈尔的生平介绍。这些译诗，也就是他作为翻译家最早发表的译作。
1921年《小说月报》改革以后(初由茅盾主编，1933年起由郑振铎主编)和《文学旬刊》(郑振铎主编)创刊以后，郑振铎更在上面经常发表泰戈尔诗的翻译，总数有几百首之多，分别选自泰戈尔当时所有已有英译的六本诗集《园丁集》、《新 月集》、《采果集》、《飞鸟集》、《吉檀迦利》、《爱者之贻与歧路》等。
1922年10月，郑振铎出版了他翻译的《飞鸟集》，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泰戈尔译诗集。翌年九月，又出版了他翻译的《新月集》。上述二书都属于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1925年3月，郑振铎又将除了上述两诗集以外的自己所译的泰戈尔诗编成《太戈尔诗》，作为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丛刊》之一出版(但并没有把他两诗集以外的译诗收全)。与此同时，他又继续从事泰戈尔作品与生平的研究。
早在1921年初，由郑振铎主要负责的我国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时，他就在会内特地组织了一个“泰戈尔研究会”。他说：“中国专研究一个文学家的学会，这会还算是第一个呢。”〔郑振铎1921年4月17日致瞿世英信。〕1925年，郑振铎出版了《太戈尔传》，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泰戈尔的专着。另外，他还为瞿世英等人翻译的泰戈尔戏剧作了热情的介绍。
我国的印度文学研究专家石真指出： “可以说中国最早较有系统地介绍和研究泰戈尔的是西谛(按，郑振铎的笔名)先生。”(《〈泰戈尔诗选〉前言》)〔据查考，泰戈尔诗最初被译进中国，是在1915年10月《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第二期上，陈独秀用五言古诗体翻译的《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1918年《新青年》完全改成白话文后，在五 卷二期、三期上，又刊出刘半农用白话译的《新月集》中的四首。这八首短诗是泰戈尔作品最早的中译；但由于太零星、数量太少，在当时没有引起较大的影响。〕 郑振铎不仅翻译了我国最早的一本《飞鸟集》，而且泰戈尔的主要的(或大部分)英译的诗歌，他几乎都作了重译。正是在他的辛勤劳动下(再加上其他翻译家、研究者的劳动)，我们邻国的一个大作家的创作才广为我国读者所熟知。
当然，泰戈尔的思想本身，有着积极与消极两方面。1924年泰戈尔访华前后，中国掀起了一股“泰戈尔热”。泰戈尔同情被压迫人民、反对暴力、歌颂大自然和人情美的思想与作品，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但同时，中国的一 些先进分子也敏锐地指出，当时有些人也别有用心地、或者是盲目地鼓吹泰戈尔思想中的消极面。在后一方面，鲁迅、瞿秋白、陈独秀、沈雁冰、郭沫若等人都有过评说。〔参见鲁迅《〈狭的笼〉译者附记》、《论照相之类》，瞿秋白《弟弟的信》，陈独秀《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沈雁冰《对于太戈尔的希望》、《太戈尔与东方文化》，郭沫若《太戈尔来华之我见》等文。鲁迅后来在《骂杀与捧杀》等文中也谈及当年泰戈尔来华时的情形。〕郑振铎是热烈欢迎泰戈尔的来访的。1923年底的《文学》周刊上，曾发表闻一多从美国寄来的《泰果尔批评》，在该文前郑振铎加了一段“编者附言”，指出：“我们以为若要讨论‘请太戈尔来华’的是否有多大意义，应该从两方面看：一是思想家的太戈尔对于我们现在青年思想的关系；二是文学家的太戈尔对于我国新文学的关系。”就前者而言，他表示同意当时《中国青年》和郭沫若等人的观点；就后者而言，他认为其影响不论大小，总的来说是好的。他的这一关于泰戈尔作品对中国新文学的关系的评价，符合实际。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文：陈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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