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吕梁山中群峰环抱的校园成了黑色的煤炭堆场。乔子头与学校有关的很多痕迹都不在了，课桌板凳、教学用具，甚至暖气片都被拆走。孩子们离开村子出远门求学。教室门口挂上了“红白理事厅”的牌子，见证了乔子头村此后每一场隆重的婚丧嫁娶。
在有据可考的村志里，乔子头学校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农民窑洞的炕头上。它获得过世界银行贷款，接受过企业捐资，它距今最近一次兴建校舍是在12年前，占用了15亩耕地，牺牲了1000多株枣树，但在2012年夏季，它告别了最后4名学生，宣告关闭。
21世纪开头的10多年里，中国农村到处都能看到类似的变化。那些在“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口号下，靠乡亲添砖加瓦办起的农村中小学经历了大范围的“撤点并校”。在2000年到2010年间，农村小学减少了一半，平均每一天有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中学消失。
因此，乔子头学校的关闭既不稀奇，也不重大。
但是，在关闭3年之后，乔子头学校又活了过来。在山西省吕梁市国家级贫困县石楼县，像它这样死而复建的农村小学，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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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子头村的“新班子”，一门心思要复建这所学校。
2015年正月初二，新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召开的第一次村民大会上，这个计划就被作为“第一件事”提出。
会议在教室改成的“红白理事厅”里举行，屋子被打工返乡的村民填得满满的，背景还是不久前办喜宴留下的红色“喜喜”字。这也是村小复建的首次动员大会。没出正月，第二次动员大会召开了，全村几百号人拍了张“全村福”。
“不重视教育的村委，不是合格的村委。”村委会主任刘喜生多次说，如果学校恢复不了，自己这个村主任“不当也罢”。他的手写发言稿有点潦草，还有不少错别字，但他一再强调，学校“关乎未来”。
村支书刘直旺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学校停办前疏于管理，老师上午10点多才来，下午4点便离开。生源鼎盛时有300多人，逐步流失。久而久之，看到村小衰落趋势，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县城。后来还有二三十名学生没走，当学校一撤，他们也被迫转走。
他说，乡亲们重视教育，许多家长到县城租房陪读，有家不能归，有地无法种，牲畜没法养。村小被撤之后，这些父母送孩子出去上学，坐在三轮车里的铺盖卷上，有的搂着孩子直哭。学校销声匿迹，村庄也随之凋零。
“年轻人全走了。”刘直旺说，学校撤销的几年间，村子平日里冷清极了，只有犬吠和过路大货车的轰隆声才能偶尔打破寂静。
刘直旺前几年多次在村里的党员代表会上提出要重建小学，一直没得到响应。2014年的一个晚上，他找到了刘喜生和本村走出的公办教师刘保平，“密谋”恢复小学一事。
不久，村委换届，刘直旺、刘喜生走马上任。
刘喜生表示，他是“为了办学校才当干部”的。他此前常年在外跑长途运输。
村委会做过调查，村小关闭后，村里转走了60多户人家的80多名学生，多数人选择去23公里外的石楼县城而非两公里外的裴沟乡中心小学就读，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条件。其中有很多人，甚至不惜举债。房租等开支加上家里各项损失，每户每年要损失两三万元，全村损失达到150万～200万元。
而这个村子人均年收入不足2500元，成年男性多外出打工。
不知怎么办学的村干部，曾去本县和邻县的农村小学考察，也去周边村庄摸过“市场需求”。但他们清楚，最重要的是取得石楼县教体局的同意。
起初，在县教体局的楼道里，村支书和村主任四处碰壁。刘喜生感到“我们就是个农民”。
教体局一直担心没有学生，不同意恢复学校。他们提出哪怕办私立学校也可以。但教体局指出，这么大的一个学校不能随便拿来给村里办私立学校。
2015年4月，刘喜生带着资深教师刘保平所写的《关于恢复乔子头中心村明德小学的请示》第三次去教体局。关于办学经费问题，他们提出，“需要多少村里就给多少，只要教体局出面同意办这个学校就行。”
“下次带上钱就来，没钱就再也不来了。”他保证。
根据双方协商，村干部提出，村里可以提交50万元保证金。如果学校办成，招生成功，教体局再将这笔保证金退回。如果办校失败，保证金无须返还。
教体局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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