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7日，南京的天气多有变化。早晨是一阵雷雨，随即起雾，中午响起一阵轰隆隆的雷声，下午4点，阳光终于穿透云层，不过到了晚上，雨又下了起来。
天气虽多变，但江城的一处寓所内，却是花意盎然。这一天，杏花落下，玉兰和白樱花却盛开了，一派江南庭院风光。
如此详尽的记述，来自于竺可桢。这位以几十年不间断记日记为后人熟知的著名学者，在这一天，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
竺可桢的浙大生涯，恰似这一天他的日记。困难重重，颇多风雨，但拨云见日之后，又是花团锦簇。
竺可桢运气并不好。他对担任浙大校长一事，本就颇多踌躇。蒋介石找他之后，他犹豫半月之久。主要原因是他当时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一职，对气象领域的研究一片钟爱。如果去当校长，势必减少科研时间。后来他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赴任，一年之后，中日战争的烽火就烧到了江浙地区，他又不得不率领学校踏上数千公里的西迁之路。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浙大从一所普通的地方性院校一跃成为全国四大名校，竺可桢也就此成为浙大的精神图腾。
他能带领浙大在最艰难的时候完成蜕变，恰在于他抓住了办学的要害。他对办好一所大学的基本要素的概括，与梅贻琦的名言隔空呼应。梅贻琦借了孟子的句式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同样理工科出身，竺可桢说的是大白话：“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
他四处寻觅名师，且任人唯贤，不带成见。曾任浙大生物系教授的谈家桢出身教会学校，当时国内高校派系林立，壁垒森严，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大学生想进国立大学任教，颇有不易。竺可桢听说后，却立刻给谈家桢寄来聘书，聘他为浙大生物系正教授，每月薪金300元。那年的谈家桢，不过28岁。
竺可桢对苏步青的礼遇，尤为让人津津乐道。
浙大西迁至湄潭后，竺可桢要苏步青把家眷接来。苏步青没有钱，竺可桢一下子就批给他900块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苏步青的夫人是日本人，竺可桢怕她路上遇险，事先还从浙江省省长朱家骅那里要来一张手谕，让沿途军警不得检查盘问。苏步青对竺可桢本抱有怀疑之心，认为其有国民党高官做背景才得以上任。竺可桢来浙大时，又带了一大批东南大学的人担任院长、系主任和秘书，苏步青和一批老教授一直认为他办不好浙大。然而抗战和西迁开始后，竺可桢以脚踏实地的作风征服了苏步青们，那句“竺校长是把我们教授当宝贝啊”的名言，就是出自苏步青之口。
竺可桢接任时，浙大只有文理、工、农3所学院16个系、70名教授和500多学生，到他卸任时，浙大已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7所学院25个系、200名教授、2000多名学生，从此浙大雄踞东南，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座高峰。1948年3月，为纪念浙江大学抗战胜利复员回杭后的第一个校庆，浙大几个音乐团体创作了一首向竺可桢表达敬意的颂歌，名曰“求是之光”，后来还印成唱片在全校传唱。其中两段歌词是：“十年流亡，风霜久摧鬓髪苍；惨澹经营，剑桥媲美，听万人欢呼竺校长。”“自由保姆，鞠躬尽瘁为人道；科学民主，矢志所求，歌真理战士竺校长”。竺可桢治校13年，使浙大在最艰苦的时期完成飞跃，是他人才办校思路的历史性成果。
竺可桢来校之初，质疑者不仅苏步青一人。主讲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的教授费巩，开教务会时曾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听后却微笑不语。事实证明，竺可桢又会看天，又会看人——顺便说一句，费巩1945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解放后才证实其很快被杀害并毁尸灭迹），竺可桢多方寻人，建国后还上书周恩来，请求查明费巩下落。费巩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也有竺可桢的一份心血。
国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纵观竺可桢的一生，又会看天、又会看人的他，可谓是“三立”皆备。（高毅哲）
许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