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徐寿波北京交通大学 供图
这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生活：
网上购物，点击鼠标，24小时后，快递就出现在面前。
这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话语：
20世纪末，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
这是生活在北方的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场景：
进入冬季，水流从水管里汩汩流过，暖气片渐渐烧热，室内温暖如春。
但你是否知道——
为什么我国的快递物流业有如此大的发展？理论依据在哪里？
生产需要能源，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能源是不是也要翻两番？当年中央下了这个决心，理论依据在哪里？
室内室外存在热流交换，而供暖要烧煤、烧气，也要考虑成本。要在考虑经济效益、节约能源的基础上维持室内温度，墙要修多厚？采暖设备要如何配置？数据依据，又在哪里？
这一切，都和一个人密切相关。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徐寿波。
创立技术经济学
徐寿波永远记得那一次可以称为中国技术经济史开篇的谈话。
上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为了制定第二个全国科学技术长远发展十年规划（即《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出需要有一个专门研究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学科。
这一需求的产生并非偶然。经过两个五年计划，我国既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比较注意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正面经验，也有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把生产技术和经济规律完全分开的反面教训。决策层深感生产技术和发展必须考虑经济规律，技术和经济必须结合。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找到了徐寿波。他对徐寿波说：“你去调查一下国外有没有这样的学科。”
调查的结果是，苏联没有，美国也没有，其他国家更没有。
既然没有先例，那就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徐寿波建议把国家需要的这种研究定名为“技术经济”，经专家论证通过，徐寿波负责起草《技术经济科学技术规划纲要》。
这对年仅31岁的徐寿波来说，是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考验。
徐寿波在北京友谊宾馆一住就是四个月。他凭借自己的学识和工作以来积累的经验，完成了我国第一个《技术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起草任务。1963年，该纲要被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列入《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技术经济与自然条件和资源调查研究、工业科学技术、农业科学技术、医学科学技术、技术科学和基础科学一起，被列为七大科学技术领域之一。
这不但在中国是首创，同时亦开启了世界之先河。能够得到中央的肯定，对年轻的徐寿波来说，是极大的激励，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止步。徐寿波以更充沛的精力和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领域的研究探索中，他承担了技术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最重要和最艰巨的一项基础研究——技术经济理论方法研究。
顾名思义，“技术经济”是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相结合的大交叉科学，对徐寿波来说，要创立这个大交叉科学的理论方法有何等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没有一个单位接受该项重要研究任务，徐寿波只好自己一个人干，日日夜夜进行探索。他几乎从头学起经济学，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撰写出总共2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先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公开发表《积极开展技术经济研究》和《技术经济研究的目的任务和方法》两篇开创性的技术经济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经过“文革”磨难，1980年，徐寿波在“文革”中被批判的20多万字的《技术经济理论方法研究》公开出版，取名《技术经济学概论》，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技术经济学的专著。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技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对象、体系、理论、方法和应用。瑞典学者埃里克·达克在《中国的技术经济学》一文中给与高度评价，指出技术经济学是中国自己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苏联没有，西方没有。国内有关专家评价：“这本书的出版在世界技术经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许多人都是通过学习这本书步入技术经济研究领域的。
徐寿波提出的技术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国民经济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徐寿波还亲自应用技术经济学原理方法，在金海工程、中日合作开发渤海油田、宝钢二套轧机、亿吨石油合理利用、南海石化等国家重大项目论证、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以及技术经济学分支学科——能源技术经济学和物流技术经济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高水平成果，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服务。
综合能源研究大显身手
列宁曾经对共产主义做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这说明能源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何等重要。
上个世纪50年代，徐寿波到苏联留学，学的是“综合能源”。“十月革命胜利后，电气工程师克尔日柴诺夫斯基是计划委员会主席，世界闻名的俄罗斯电气化规划就是他领导几百位专家完成的。当时他就发现能源问题必须进行综合研究，因为发电要靠煤炭，还要靠石油、水电和其他能源，而且挖出来的煤还要用铁路运输，电厂发的电力还得用电网送出。如果光考虑开煤，不考虑铁路不行；光考虑电厂，不考虑电网不行；光考虑电力生产，不考虑电力消费不行；光考虑技术，不考虑经济不行。因此后来任苏联科学院第一个院长、动力研究所所长的克尔日柴诺夫斯基创建了‘综合能源’学科。”徐寿波说。
徐寿波很早就展现出在这一新兴学科的天赋。
回国后，他对北京东郊热电厂进行调研时注意到，热电厂最大供热负荷是根据苏联普遍使用的蔡普林经验公式计算的。徐寿波发现，计算的科学依据存在很大漏洞。
供暖系统的设计，和当地气象条件密切相关。如果选取了不恰当的气象数据作为参考，要么会使供暖设备在多数时间里有富余，造成投资浪费；要么就使设备满足不了供暖要求。在这一计算中，一个名为“室外计算温度”的数据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蔡普林经验公式的漏洞就在于，其采用的室外计算温度太低了，竟达到-13℃。徐寿波没有迷信苏联专家的公式，而是自己收集了北京地区的大量气象资料，经过反复计算和论证，终于创立了新的计算方法，并得出北京地区采暖用的设计最低气温为-9℃的结论，与应用蔡普林公式的-13℃相比相差了4℃。这个研究成果经历了数十年的实践检验，至今依然是北京采暖室外计算温度的选取数据。数十年间，仅此一项，便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
很快，徐寿波又接受了另一项研究任务：重油的合理利用。
当时, 国内将大庆石油提炼后剩下的重油全部丢弃，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污染环境。为此，国家号召各行各业都使用重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大用重油的热潮。
徐寿波认为，所有行业都大量使用重油是不可取的，中国不具有如此庞大的重油资源。那么，究竟哪些行业更适合用重油，并且用多少合理呢？
1963—1964年，徐寿波先后到东北和西南地区各行各业进行调查。他建立了一个公式，利用这个公式计算的结果，可以轻松判定重油的哪些用途好，哪些用途不合适，使人们对如何合理利用重油资源一目了然，而且其不仅适用于重油，也适用于其他任何资源，可使资源得到最优化利用。
徐寿波根据研究提出，20多种重油用途中，将其作为石油化工原料使用最合理，而电厂烧重油最浪费。这个结论，为当时确定我国发展石油化工的科技路线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该科研成果后来获得中国科学院第一届科技成果优秀奖。
正当徐寿波雄心勃勃，要在综合能源领域大展拳脚时，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因素，竟使自己的学科遭遇“四起四落”，相关研究室、研究所成立了又撤销、撤销了又成立。从1958年第一次折腾算起，四次折腾，居然跨越了20年！
很多人转行了，走了，但是徐寿波没有放弃。他一直等待着，等到改革开放，终于迎来了综合能源研究的春天。
为了改变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分散管理的局面，1979年，徐寿波建议国家成立统一领导能源生产和利用节约的综合部门——国家能源委员会，这个建议被中央采纳。
此后，徐寿波创造了我国能源科技领域的多个第一：
他组织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能源学会——北京能源学会；
他组织创办了我国第一本能源杂志——《能源》；
他公开出版了我国第一批《能源技术经济学》、《综合能源工程学》和《论广义节能》专著；
他第一个实现从“狭义节能论”到“广义节能论”的创新突破；
他第一个实现从“开源战略论”到“综合能源效率战略论”的创新突破，提出中国原创的“综合能源效率战略”；
他首次提出余热利用综合能源工程原理和方法，被原国家计委采纳，并用于京津沪辽余热利用综合能源工程项目，节能效果显著；
……
其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为人们广泛熟知的“翻两番”，就是徐寿波“广义节能论”和“综合能源效率战略论”的一次成功应用。
能源翻一番，经济翻两番
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20世纪末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
制定这一决策之前，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人们眼前：经济要增长，就必须有强大的能源后盾。经济翻两番，能源供得上吗？
1980年，我国能源年消耗量是6亿吨标准煤，按照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时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1.58计算，到2000年，我国需消耗能源近40亿吨标准煤，而如果在21世纪中期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年能耗将达到100亿吨标准煤。
这是个惊人的数字，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在一起的能耗量还高。原国家计委联合几个部门搞过一次研究，得出结论：煤、石油、电力等总能源供给量只能翻一番。那么，能源到底能不能支持和保证经济的发展？业界在关注，政府在关注，改革决策者的目光聚焦在这儿。
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负责人的徐寿波接受了这个任务。按照国内外的过去实践和已有能源理论，“能源翻一番，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是不可能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
单纯以扩大能源产能提高产值的方式已经被证明是条死路，要完成“一番保两番”的目标，就必须另辟蹊径。徐寿波夜以继日地投入到研究论证中，渐渐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概念出现在他脑海中：GDp能耗指标。
今天的人们，对GDp能耗指标已经很熟悉。但当时，这是个超前的全新概念。长久以来，工农业和服务业生产成本一直被人们忽视，而在GDp能耗指标中，能源消耗值与GDp的比值恰恰能克服这些缺点，能全面反映能源使用的技术经济效率，即综合能源效率。
徐寿波意识到，这个效率正是决定是否能完成“一番保两番”的关键所在。经过调查研究和分析，徐寿波形成了一个坚定的观点：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不一定要大于1，只要全面实行“广义节能”和“综合能源效率战略”，翻一番的能源，可以保证经济增长翻两番！“这里大有潜力可挖，‘一番保两番’完全有希望实现！”徐寿波信心满满地建言中央。
历史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1995年，我国提前实现了十二大制定的战略目标，胜利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
如今回想起那时的夙兴夜寐，“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成为徐寿波最深切的体会。他说，苦和累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只是这个任务实在关系国计民生，责任太重，压力太大，不敢有丝毫懈怠和马虎。
徐寿波的研究经受了实践的检验。有人评价，这说明中国管理能源与经济发展的能力，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效。这个经验万分重要，它不仅对我国新世纪经济翻两番有用，而且对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用。
风口浪尖上站了半世纪
在为中央建言献策的同时，徐寿波还把目光投向了物流产业。
中国最早引进“物流”这一名词是在1979年。在国际上，物流作为新兴的服务产业被认为是继降低原材料、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后的“第三利润源泉”，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之一，因此一直有“谁掌握了物流，谁就掌握了市场”之说。
徐寿波认为，物流科学技术与能源科学技术、环境科学技术等综合科学技术一样，是综合性很强的科学技术领域，涉及到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国外学者曾经提出，物流是经济上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徐寿波认为，物流在科学技术上更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物流科学技术的研究大有可为，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经过二十多年潜心研究，徐寿波认为，物流科学不能等同于物流管理科学，至少还应该包括物流经济科学和物流技术科学。他提出了包括自然、经济、社会物流的“大物流”理论，从而扭转了传统的“物流管理就是物流”的观念。
2009年，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国家发布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物流产业名列其中。如今，已经85岁高龄的徐寿波对物流科学技术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认为，物流科学技术是一片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有着很大的发展前景。
回首人生，徐寿波每每接受具有全局开创性的艰巨任务，尽管他也常常感到压力，但是最后，他总能交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卷。
他说，是家乡给了他力量的源泉。
他的家乡是绍兴。古时，绍兴常出师爷，乃至形成历史上有名的绍兴师爷群体，其共同的特点是胆大心细。
“胆大心细，这些我都继承了。我有过压力，但是从来不怕。”徐寿波笑着说。有人评价他是“一生勇作开拓者”，为了中国的科学事业，他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上，这一站，就是近半个世纪。（通讯员 陈圣莉 记者 高毅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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