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对教育有一些批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社会舆论来看，很多批评教育的文章都会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很容易引起转发和共鸣；另一方面，一些人选择把孩子往国外送，而且送出去读书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
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源于人们的教育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里，我把人们的教育需求假定为家长关于孩子的教育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孩子对教育的选择更多受到家长意志的左右。家长的需求代表了孩子的需求。其实，只要单纯地想想家长对教育的基本需求，然后满足这些需求，教育的情形会有很大改观。
就孩子的教育而言，家长有什么需求呢？无论家长处于何种社会阶层，可以肯定的是，首先，普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尽可能活得长。活得长意味着身体必须健康。其次，普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一生平安幸福。平安幸福意味着生活没有灾祸，即使遇到了困难，孩子自己也能够克服。毕竟父母总有走的那一天，孩子终将要独立面对生活的艰难，这就需要心理要健康、乐观、坚强。最后，普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做个好人，做正确的事情。没有人会去教自己的孩子去当坏人，做坏事。在历史上，即使是土匪和黑社会头子，也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最好的教育，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三个需求是基本需求，其他所有需求都由基本需求衍生而来，可以称之为“派生需求”。比如，“出人头地”就是一种派生需求。处于社会和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通常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但出人头地是为了什么呢？还是为了满足上述三条基本需求。对于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社会和经济地位已经提升的一代父母来说，“出人头地”就不再是他（她）们的教育需求目标，孩子上不上北大清华其实没什么关系——毕竟能够进入北大、清华的只能是极少数人——但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孩子能够身心健康，接受良好的教育，未来的生活平安幸福。
满足这三条看起来简单的需求并不容易。坦率地说，如果以此为标准衡量当下的教育，任何一条我们都没有做到。从身体上说，现在的孩子成天被写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培训班所包围，几乎没有时间锻炼身体，更没有养成户外运动的习惯。学校里的体育课，也因为种种原因，其强度和对体能的挑战性大为降低。上世纪80年代曾备受关注的“豆芽菜”现象，现在几乎随处可见，学生戴眼镜的年龄不断提前，比例不断上升，身体素质不断下降；从心理上说，现在的孩子抗压能力极其脆弱，只能接受成功，不能接受一丁点儿的挫折和失败，稍不如意就采取极端行动，缺乏和他人有效沟通的技巧和能力；从价值观上说，在以高考成绩为唯一录取依据的强大“指挥棒”效应下，学校在不停地给学生灌输知识和训练考试技巧，价值观教育被事实上边缘化，甚至走向了反面——提供了扭曲和错误的价值观。走进教室，满眼皆是杀气腾腾的标语——“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扛得住给我扛，扛不住给我死扛”“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等等，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把孩子送进学校，是让他（她）接受好的教育，不是让他（她）掌握了一大堆考试技巧，不择手段地升官发财，然后在不如意的时候“干掉”那些挡自己道的人。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高竞争性的选拔机制深深侵蚀了教育的肌体。它人为地把学生群体割裂成了两大类：一类是考试成绩好的10%的学生；另一类是考试成绩不好的90%的学生。判定是否考试成绩好的标准是学生高中毕业后能够进入大学的层次。为什么是1：9的比例？因为全国每年约有1000万高中毕业生，其中，约有19万考生能够进入985高校，54万考生能够进入211高校，两者相加约为73万，恰好是高中毕业生总额的10%。这10%的学生在四年之后的就业市场的竞争中获得了进一步的优势，导致不同层次的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差异极大，进而迫使社会、家庭和学校将注意力进一步集中在10%的学生身上。正如有些学者所尖锐指出的，90%的学生成为事实上的“陪读”。从社会学角度说，“陪读”现象可能会产生两个严重的社会后果：一是90%的学生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她）们可能会和10%的少数学生形成对立、矛盾甚至是冲突。因为他（她）们认为自己的处境之所以不利是因为有10%的少数人的存在。在以后的生活中，随着两大群体的学历层次逐渐拉大，二者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深。二是90%的多数学生产生了“与我无关”的心态。由于长期以来在考试成绩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没有发现自己在除考试之外的领域中的优势，90%的学生逐渐积累起焦虑、沮丧、失望、不自信和不信任等情绪，认为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他（她）们过得并不开心，进而对任何教育改革措施怀有疑虑甚至排斥，认为“与我无关”。近年来我走访了一些所谓教育质量不高——主要是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数量不多的中学，注意到这种“与我无关”的情绪正在师生中蔓延。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疏导，这种群体性的放弃心态对社会发展而言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许多人把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社会，认为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出了问题，教育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怎么能独善其身呢？我认为，这是在逃避责任。诚然，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旧体制尚未完全打破，新体制尚未完全成型，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迷茫甚至是混乱，但我们不能认为理所当然就无所作为。恰恰相反的事实是，越是在人心飘浮不定的情况下，教育越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历史上，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初期的美国也曾出现过“拜金主义”盛行下的社会混乱，但端赖于学校体系和富于献身精神的教育人士的努力，不断培养“品性高尚、体魄强健”的“自然贵族”，逐步建立完善社会诚信体系，成功地扭转了社会环境的恶化，正如扭转了自然环境的恶化一样；2000多年前的中国春秋时期，也曾出现“礼崩乐坏”的社会混乱，但端赖于孔子等一代又一代教育家的不懈努力，最终使中华文脉绵延不绝。反之，盛极一时的古罗马帝国由于教育界的集体放弃，无力抵御腐朽荒淫奢侈的社会侵蚀，最终崩塌覆亡，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教育是社会的良心。只要这个良心不坏，社会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父母把孩子送到美国，希望他（她）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殊不知，美国教育的精髓恰恰来自于中国古代教育的智慧——只不过，这些智慧我们现在自己丢弃了而已。比如，许多人赞赏美国教育体制下的孩子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天性。其实，这不就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吗——任何人都有其闪光之处，都应当接受教育。又比如，许多人津津乐道美国教育的“启发式”，批评中国教育的“灌输式”，其实，孔子从来不曾给学生灌输所谓的“知识”，所以颜渊喟然而叹“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还比如，许多人认为美国学校自由度大而中国学校办学自主权少，其实，老子早就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不要像煎小鱼一样翻来翻去，“无为而治”的效果最好。
也许我们正在丢失中国古代教育中最宝贵的精髓——价值观教育。对于古代中国人而言，识文断字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明明德”。在13岁以前，小孩子就把一生中必须阅读的经典之作全部读完了，在以后的生活中，他自会随着阅历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丰富，不断把那些当初刻进脑子里的文字转化成现实生活的需要，“敬天畏人”，知道什么事是正确的，什么事是错误的，知道“日中则昃，月盈则食”，知道“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在古代士大夫那里，学习琴棋书画是为了陶冶情操，怡情养性，追求卖弄技巧是连青楼女子都不屑于做的“末技”，所以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但在当下的教育里，学生们掌握了大量的知识，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却丢弃了文字背后的精神和信仰；孩子们穿梭于一个又一个艺术技能训练班，却缺乏对美和艺术的基本鉴赏力。事实上，如果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和艺术技巧又有什么用呢？
什么是好的教育？我认为，能够满足家长关于孩子教育需求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能够让孩子养成户外运动的习惯，拥有强健体魄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能够让孩子拥有一颗乐观积极的心灵，勇敢面对生活中种种挫折和不如意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能够让孩子明辨是非，知道做人做事的底线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满足这些简单的需求并不难，只需要教师有一颗爱孩子的心，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就可以做到。最关键的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与之相配合并加以引导，使那些接受了良好教育而不是接受了大规模重复性训练的学生能够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做到了这些，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满足对孩子的教育需求，为什么还要把孩子漂洋过海送到异国他乡去接受“人家的教育”呢？（秦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