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电 台湾《中国时报》30日社论称，电影制片及演员李烈辞去“台北电影节委员会”主席，紧接着包括台湾文艺奖得主、岛内知名的电影剪接师廖庆松等5位台北电影节“咨询委员”全部请辞；而后，岛内重要电影工作者发出集体声明，抗议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倪重华对台北电影节的干预。尽管倪重华已否认，但李烈等台北电影节主事者全部请辞，显示背后总有一定的理由。电影工作者全部自台北电影节退场，是过去台湾电影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不但倪重华要慎重处理，台北市长柯文哲更应深入了解其中缘由。
“台北电影节”的前身是“中时晚报电影节”，以鼓励多元、挖掘新锐为重要核心，17年来持续举办专属于台湾电影人的“台北电影节奖”，并且举行“国际青年导演竞赛”，邀请国际重要影人担任评审，是目前台湾唯一举办这样奖项的影展。
2002年起，台北电影节加入“城市主题影展”，藉由一系列电影放映、展览、座谈及各式活动，带领观众认识每年不同主题城市的电影、历史及文化，至今已有包括里约、华沙等20个国际城市参展。
相较于金马奖每年更换主办城市的做法，固定在台北举行的台北电影节，其实更具有城市地标的价值；当然，台北电影节的影响力早已超越台北，成为台湾除了“金马奖”之外，最重要的电影盛会，在国际间拥有相当的口碑。
从某个角度来看，台北电影节具有日舞影展(Sundance)的性质与价值，让一些被埋没于商业电影大制作、高营销成本下的杰出电影、新秀导演的作品有机会被观众认识。然而，看重商业电影的倪重华也不必担心台北电影节的票房，跟“金马影展”一票难求情况类似的是，台北电影节的票一样非常热门。
台北电影节17年来建立的特色与口碑，是台湾的资产，台北市文化局应该尊重。台湾最可悲的就是政治对文化及各项领域的干预，往往改朝换代后，各种政策也跟着调整，有时把早已成为重要城市营销精神与指标的活动硬生生停掉，或改得面目全非。
当然，身为台北文化事务的大家长，倪重华不是不能对台北电影节有意见或建议，但是从外传倪重华对台北电影节的指导意见看来，倪重华实在不重视也不理解台北电影节的价值与特质。
李烈在辞去台北电影节主席的声明中说：“台北电影节坚持体现独立精神与艺术价值，陪伴台湾电影工作者，走过曾经最惨淡的岁月，让众多幕前幕后的电影工作者，在台北电影节奖找到了专属于他们的舞台。无数的创作者在这里初试啼声，被世人看见，也透过与海外导演同台竞技的机会，打开眼界；他们带着从台北电影节得到的肯定，踏入电影的殿堂。”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台北电影节的价值与影响。每个影展、甚至各个艺文活动展演，都视其资源、功能及举办地的属性，有不同的方向与内涵，要台北电影节学习桃影，这是辜负了台北作为首都所具有的高度，浪费了台北电影节多年来所累积与建立的资源。
影人更抗议的是，这些改变与想法，文化局事前并没有跟台北电影节做必要的沟通，导致许多电影人认为倪重华是“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他们担心这样的文化局长恐怕会阻碍了多元理念的继续实践。
事到如今，台湾市文化局除了不断与影人互杠之外，对于台北电影节的定位与未来方向，有做过更深入的思考与探讨吗？
文化软实力是长期酝酿、累积的成果，要破坏它，却可在朝夕之间。如果李烈等人的抗议其来有自，那么，台北市政府可说是让政治力介入电影文化，做了最坏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