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鲁国故城是周代鲁国的都城，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延续时间最长的都城。在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周公旦于鲁，是为“鲁公”。周成王时周公之子伯禽代父就封，在这里建立了都城，自此至鲁顷公亡国止，共历三十四代，建都时间达873年。上世纪70年代，山东省博物馆对鲁国故城进行全面勘查和发掘，揭示了故城的概貌。现曲阜鲁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内及其外围地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给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从去年8月开始至今年7月，山东省文物局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该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
首次发现门阙基址
据鲁国故城南东门考古队领队高明奎介绍，此次考古首次发现一处周代门阙的基址，对搞清当时城门结构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门阙具有防御和礼仪的性质，是在大门两侧往外突出的墙体建筑。两段阙台的底部宽约30米，残长十几米，因为被现代建筑所压，暂时搞不清阙台的长度。到了明清时期，门道位置变成一条排水沟。
此次考古，工作人员共发掘2000多平方米，其中门址部分就有1000多平方米。可以想象，2500年前，鲁国人由南往北穿过宽近6米的大门门道，继续前行约1000米，就可以来到周公庙宫殿区，南大门和宫殿区因此构成整个鲁故城的中轴线。
鲁国故城中轴线的确定对于掌握城区布局具有特殊的意义，根据相关知识和经验，中轴线沿线通常都是最重要的建筑。高明奎介绍，古代文献对鲁国故城周代门阙多有记载，这次考古发掘是考古人员利用文献结合实物材料，研究城门遗址的实例，对中国古代都城城阙制度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不仅弄清了鲁国故城正门的准确位置，而且依据门址结构，以及发掘到的城门瓦等建筑构件，基本弄清了城门结构。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考古人员首次发掘出春秋时期列国都城的门阙基址。
在阙台东侧，考古人员还发现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几处墓葬，部分打破东阙台晚期夯土，这些墓葬均为小型土坑墓，单棺，随葬品有五铢钱、陶罐、铜镜等。
古城墙曾经4次修筑
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对一段城墙进行了横断面的解剖，全面掌握了曲阜古城墙的结构。
曲阜静轩东路北侧，有一段高出地面8米至10米的古代夯土城墙，这就是曲阜人常说的“大豁”。高明奎介绍，此次考古对这段城墙也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这段城墙至少经过4次夯筑才有了今天的样子。依据是每次筑墙的斜坡面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夯窝，且夯筑时的结构、用力方向以及所使用的器材都不一样，新墙压旧墙的痕迹非常清晰。
这段夯土城墙始建时间应在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当时城墙底部仅七八米宽，残高2米多；春秋中、晚期又各加筑一次，前者向南加宽数米，同时加高。后者在此基础上又往南加宽七八米，加高；到了战国中晚期，当时鲁故城的统治者又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加筑，主要对城墙进行加高，形成目前人们看到的恢弘气势。
让考古人员颇感兴奋的是，几乎每次加筑后的城墙上，都出现当时居民的墓葬，对城墙的断代提供了绝好的依据。其中在最早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城墙南坡上，发现一座土坑竖穴单棺单人墓葬，出土完整的陶器，以及古人的遗骨。通过科技和考古专业知识，即可轻松地搞清楚墓葬的年代，从而锁定该城墙年龄的下限。
在春秋晚期、战国中晚期遗留的夯筑城墙斜面上，同样留有当时古人的墓葬，没有陶器却有遗骨，足以帮助今天的考古人员断代。
高明奎认为，春秋至战国期间鲁故城城墙几经修筑，与当时鲁国面临的政治、军事环境以及国力情况有着密切联系。据《左传》等史料记载，鲁国春秋早、中期最强盛，战国之后逐渐衰弱，与强大的齐国已不可同日而语，此时鲁国南方面临吴、楚等威胁，东北方与齐国关系时好时坏，特殊的环境使鲁故城的统治者认为有必要构筑更加厚实的城墙以保卫自己。
与古人进行一次时空对话
鲁国故城城墙被剖开后，横截面约高8米。笔者站在面前仰望，感觉城墙气势雄伟，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以前人们看到的鲁故城城墙只是表面，只能感受一下它的气势，通过这次考古发掘，人们就可一目了然地掌握它的内部结构，以及历史的变迁。从心理上也可以穿越时空，与约2500年前的古人进行一次时空对话。”高明奎说，“城墙剖面很具有观赏性，对于曲阜这样一座旅游文化名城而言，蕴含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如果借助现代灯光、视频等技术进行展示，肯定可为曲阜市新添一处有吸引力的景点，让游客了解宏伟壮观的鲁国故城，感受古都曲阜的文化魅力。”
曲阜市文物局局长孔德平说，围绕这次考古发现，他们已经着手开始下一步的保护和展示工作，今后将成为圣城观光线上的一个重要景点。“曲阜这段夯土城墙是国内最早的，每个时代的夯筑痕迹非常清晰更是罕见，若能早日面世，无论就展示鲁故城建城史、古代建筑科技，还是从考古学、美学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孔德平说。(乔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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