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与其说颠覆性强，不如说普及不够
本报记者 龙婧 实习生 徐向科 发自上海
历经40年编撰后，36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不久前出版。
这套继承了中国古代修史传统写法的通史，以纪、传、编年为主要形式，分为《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三部，用2100万字，记述了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55年的历史。
提出修民国史被打成 右派
《中华民国史》的修纂要追述到半个世纪前。
1956年，随着 向科学进军 的热潮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的提出，在那年的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1961年，在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吴玉章等人又提议开展民国史研究。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总理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这一次，任务终于提上日程，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
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史学家李新先生，负责统筹民国史研究工作。
当时正处于 文革 时期，民国史的研究是一件相当敏感的东西。1978年以前，有关中华民国史的出版物都是中华书局用白皮书的形式出版的 白皮书是内部出版物，普通读者无法读到。
为了避免麻烦，作为中共权威党史专家李新从一开始就定调： 少写，不写中共。 随后，他给上面打了报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 中华民国 的兴亡，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落到了书面文件上。李新要书面文件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尽管民国史此前多次提议编撰，但在14年前，近代史研究所曾有人提出修民国史，结果他们被打成了 右派 。
收集资料好几年之后，李新给这套书定了个调子，就是一切以史实出发。这在现在看起来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是件大事。 经历了各种运动，那个时候大家都养成了 以论带史 的论调。研究问题不是先下手搜集资料，而是先确定立场，确定观点，然后再找适合自己立场、观点的材料，来证明自己先已确立的立场和观点。 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回忆。不过，李新希望摒弃这个做法，先从收集资料开始，如实记叙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原。
为了安全起见，《中华民国史》一度被设想改成《中华民国兴亡史》，中华书局编审陈铮说： 民国史编写工作开展的头几年还处在 文革 时期，曾经有过好心人担心引来麻烦，设想将来的《中华民国史》叫《中华民国兴亡史》。
这依然避免不了纷扰。这套书的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说，从他们编撰工作开始，就不断有不少人质问 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 。
这让当时的近代史所压力颇大。到了1975年，更有领导要求民国史项目下马，李新只得以 编撰时拿到中央书面文件为由，如果下马也需要书面文件 顶了回去。
民国史坚持了下来。
第一卷刺激了台湾
真正开始动笔是 文革 结束后的1977年。次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
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两册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一出来，就遭到了台湾方面猛烈抨击，认为政治色彩浓厚，评价有失偏颇。
这怪不得台湾 反应强烈 ，因为 修史 这个工作从来不修 当代 只修 前朝 ，一般来说， 修史 代表着一个朝代的终结，宣布修史者的合法与正当。更何况当时还是国家下令，召集体制内学者集体进行这项工作，更有 官史 的味道。
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 张海鹏回忆，台湾政界、学界纷纷召开座谈会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大陆开展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阴谋，要宣布中华民国的灭亡，是后代为前代修史，为此召开了许多座谈会，报纸上登了很多文章。
大陆这边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台湾的评论，文章大意是，大陆的民国史研究不是政治行为，是学术行为，是学者在开展中华民国历史研究。
大陆的辩解并没有被台湾接受，台湾学界政界纷纷上书当时的 国务院 。
在《中华民国史》又出了几卷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 党史会 )牵头、 教育部 出钱，历时10年修了《中华民国建国史》。
海外档案解密，修撰变慢
在台湾开始修史时，大陆的民国史修撰反而步伐变慢。
主要是很多资料都开放了。 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吴景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参与《中华民国史》的编撰，负责1937-1945年这段时间的内容。
吴景平说，1995年一明确任务，他就出国搜集资料去了。
吴景平去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 核心档案文献都被带到海外去了。 吴景平说，不看就无法进行叙述，这时台湾也开始解禁《日记》等等一批档案。他一边看资料，一边动笔，但这样，他还是觉得准备不够不敢交稿，社科院开始催促他交稿，他也拖延了很久。
比如蒋介石日记，台湾开始只开放了前半部分，直到我交稿前的半年才完全开放。 吴景平说，很多参与编撰的学者，都有跟他一样的感受，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后，海外档案不断解密，使他们感觉 如获至宝 。
比如《蒋介石日记》2006年才开放，而且只是开放了一部分。 吴景平说，在《中华民国史》中没有蒋的表态，是不可想象的。
社科院近史所民国室主任金以林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回忆，随着台湾方面政治环境变化，台湾公布的史料越来越多， 在台湾我们看到大革命时期，和李大钊等人书信原件。 金以林说，后来是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大量中国近代史文献开放，尤其是两蒋日记、孔祥熙和宋子文档案，还有就是苏联解密的档案，这对大陆学者认识国共关系、中苏关系非常有用。 以前我们看不到，所以闭门造车，现在我们看到了，就不能不用。
同时，大陆学术环境的变化，让历史研究可以更加深入。金以林说，他80年代中期在人民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人大设有一个全国高校独一无二的中共党史系，它授予的不是历史学学位，而是法学学位。党史研究的目的是来指导人文社科研究的。随着学术的发展，现在人大已取消党史系，其机构合并到马列学院和政治学院。随着思想方面的放开，学术界也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将1949年以前的党史视为民国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保留了时代烙印
2003年起，民国史学科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1996年中华民国史研究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
到2010年底，36卷剩余5卷全部交到中华书局。
在今年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这套《中华民国史》集结出版。
汪朝光说，这套书是汇聚了三代人的努力。这套书最早是由国家下达的任务，采取的是计划经济时期集体组织并承担科研任务的方式，而19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后期的写作方式有了改变，基本上是以个人独自承担某卷写作为主，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由于编撰过程长达30年，作者队伍也有不小的变化，早期担任写作者，多为 文革 以前参加工作的研究人员，而后期的写作者基本上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从各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因此，这套书中对于许多历史事件的看法及其表述有不少的差别。
这套书全部出齐时，仅对早期的各卷作了个别文字修改，没有进行全面的修订。
金以林说，这是因为一些前辈作者已去世了，我们没有权力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
不可否认这套书有些方面带着时代的烙印。 吴景平说，各卷之间存在差别。最先出版的几卷，主要利用报刊资料，而且是共产党这边的资料，档案资料很少。当然，那时很多档案也是不开放的。台湾方面的资料，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才开放。不过，这些痕迹，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