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刘虎、书记员牟春香来到人和镇晒经村，公开开庭审理一件赡养纠纷诉讼案件。图为休庭后，法官在进行调解。
四川成都郫县法院
让法官专司审判
本报记者 张 璁
“从过去的57人到现在的31人，员额法官单独收案数也由改革前的人均192件，增加到改革后319件。”但四川成都郫县人民法院院长洪磊同时告诉记者，尽管该院案件收案总数由2015年的8049件，上升到了2016年的8490件，但员额制改革后，与之相对的结案数却不降反增，由2015年的7007件上升到2016年的7723件，上升了7.8%，结案率同比上升了2.73%，“司法体制改革的效果正在初步凸显。”
员额法官数量毕竟有限，在员额制改革中，如何安排未入额的同志是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洪磊介绍，对于此次没能入额的法官，大致有三种安排模式：第一种是鉴于法院案多人少的实际情况，给有经验的老同志设置一个过渡期，但在过渡期内只参与简易案件的审理，并且必须由员额法官最终签发判决书；第二种面向的是年轻骨干，这些人在院庭长带领下作为法官助理参与案件审理，从而成为一支后备力量；第三种方案则是安排老法官成为司法辅助人员，从事裁判文书送达、财产保全等工作。
郫县法院通过建立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实习法官助理等人员的分类管理制度，明确各自定义、岗位、职责等问题，让各类人员明白是什么人，干什么事，最终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要求。
“尽管这次司法改革未能入额，存有遗憾，但是作为司法改革的参与者，对这项改革表示理解。”一位老同志表示，虽然没入额，但也该一如既往地干好本职工作，继续发挥应有价值。这位老同志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办理保全案件154件。
对此，法官助理许世强也深有感触地说，虽然自己是北大毕业，储备了较为丰富的理论知识，但毕竟自己参加工作时间短，对法律的理解与法律的实践上与入额法官有差距，所以应当向入额法官学习，“院里面给予我很多鼓励，并由资深老法官带领我们学习办案，帮助积累经验。而且这次也预留了4%的员额进入空间，这也让自己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增加了前进的动力。”
员额制改革之后，面向员额法官的司法责任制改革才能水到渠成。郫县法院结合审判权运行机制的特点组建了18个独任庭和16个合议庭，构建了新型审判团队，并制定下发新型审判团队相关实施意见，授权员额法官自行审核、签发法律文书，实现司法权运行去行政化。
同时，郫县法院还通过剥离审判辅助事务，让法官能够真正专司审判。“一是充分发挥诉讼服务中心功能，剥离审判辅助事项1.5万余项；二是确定统一集中剥离审判辅助事务，确定由执行局负责法律文书送达、上诉案件统一移送、保全案件等辅助事项，集中完成事务性工作统一办理；三是探索外包事务剥离。积极探索档案等部分事务外包工作，保障法官的办案精力。”洪磊介绍。
“在实行司法责任制后，法院通过剥离审判辅助事务，减少了行政事务，让自己能够专司审判工作，更多精力用于审判。”被评为“成都人民满意法官”的郫筒法庭庭长周裕灵说，由于组织的保障得力，提高了自己的宏观管理水平，更多的精力可以被用在对自己案件的审理和把控上，这才能够使得自己在2016年审结307件，案件调撤率达到82%左右，同比增加3个百分点。
洪磊介绍，郫县法院专门确立了“院长开庭周”制度，要求每月固定一周的时间，让院长、副院长、执行局长、审委会专职委员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专门从事开庭、撰写裁判文书等审判工作。自运行以来，院领导带头参与办理案件240件。
江苏南京玄武区检察院
每一起案件都要全力以赴
本报记者 彭 波
2017年一开年，46岁的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卫东就忙开了。去年底，他作为入额检察官，和其他两名检察官一起，分到了一件人数众多、案情复杂的组织传销案。王卫东说，他好像回到了20多年前刚踏进检察院时的工作状态，必须耐心细致地核实每一笔事实、马不停蹄地提审每一名犯罪嫌疑人。
王卫东是全院首批入额检察官中仅有的两名副检察长之一。2015年9月，按照江苏省检察院的统一部署，玄武区检察院启动了员额内检察官的遴选工作，首批设置了23名入额检察官。
“报名参加遴选，我别无选择。因为根据改革要求，分管业务部门的副检察长必须入额。”王卫东说，基层案多人少，需要检察官时刻保持最佳战斗力，年轻人精力充沛，当然希望更多年轻检察官能进入员额，“但作为分管领导，长期不接触具体案件，就不可能全面了解部门的工作情况。”前思后想，王卫东还是报了名。
就在王卫东决心跟年轻人一道竞争的时候，1981年出生的陈丽芳却还在犹豫要不要报名。“员额检察官需要背负的责任太重大了。这几年，我们院办理的案件量成倍增长，人员却没有增加，每个人都是满负荷运行。现在要员额制改革，公诉部门只设置了7个员额检察官，原本20多个人干的活摊到这7个人头上，那工作量得多大。而且，现在终身责任制，万一出点纰漏，那可是要终身负责的。”在第一次人员分类意向摸底时，陈丽芳退却了，她选择成为检察辅助人员，希望把更多时间留给家庭。然而，10多年的公诉情结岂是说断就能断的？领导的动员谈心、家人的鼎力支持，终于让陈丽芳回心转意，走上了遴选考场。
经过笔试、面试、考核、遴选等多道程序，王卫东和陈丽芳都顺利入额，成为玄武区检察院公诉部7名入额检察官之一。
“入额后，权力更大了，流程也更简单了。以前案子要向分管副检察长汇报审批，现在自己就可以决定，节约了不少内部流转时间。但与之相应的是责任也更重大了。”陈丽芳说，2016年，她一共办理了128起案件，平均不到3天就要办理1起案件。
不过，在新的检察权运行机制下，陈丽芳还有一名检察官助理和一名书记员配合她办案，“3个人分工合作：简单的证据材料交给检察官助理完成，琐碎的程序事务交给书记员承担，我可以集中更多精力在研究分析证据和定性方面。”
2016年，陈丽芳办理过一起电信诈骗案，涉及多达279名被害人，分布在江苏、内蒙古、新疆等全国各地。“这起案件犯罪嫌疑人不配合，因此，证据的比对梳理就尤为重要，工作量也增加了很多。”陈丽芳说，以前检察辅助人员不足，需要检察官承担更多琐碎的程序性工作，“基本要‘7×24’，否则根本办不完”。但是，在新型办案组合模式下，检察官、检察官助理、书记员分工协作，很快就顺利办结了案。
相比于陈丽芳“忙并快乐着”，王卫东则感受到了双重身份带来的变化，“包括理念的变化、职责的变化，还有参与办案方式的变化。”员额制改革后，检察官手中的权限更大了，除了重大案件，分管检察长不再听取案件汇报。但对于自己承办的案件，则必须跟普通员额检察官一样，完成提审犯罪嫌疑人、接待当事人、听取律师意见、公开审查听证、制作文书、出庭支持公诉等一系列工作。
“因为我还承担着队伍建设等行政管理职能，所以直接办案并不多，去年一共办理了8起案件，有集资诈骗类难案，也有电信诈骗类新案，难度系数大概是中等偏难，但每一起案件都要全力以赴。”王卫东说。
员额制改革让玄武区检察院焕发了新的活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0月，该院公诉部门受理案件数量683件971人，同比上升33.40%和43.43%；审查后起诉案件631件911人，同比上升29.84%和49.59%；仅有14%的案件需要分管检察长审批。在案件受理量和起诉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案件的平均办理时间比去年减少8.98天。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1日 17 版)许昌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