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谢罪后，中国二战被掳往日本的受害劳工和受害劳工的遗属专程来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向童增（右一）致谢。中国青年网记者 张炎良摄
闫玉成，87岁高龄，中国二战被掳往日本的受害劳工幸存者。2016年6月1日下午4点，他和其他几位受害劳工和受害劳工的遗属专程来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将亲手书写的“恩重如山”四字墨宝赠给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
阚顺，96岁高龄，中国二战被掳往日本的受害劳工幸存者。因年事已高，他的女儿阚翠花代他来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将镌刻着“民族英雄”四个大字的锦旗缓缓展开，执意要亲手把锦旗送到童增手中，以表达二十余年来，童增对“二战”中国受害者权益伸张所做的无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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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日，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向二战中国受害劳工正式谢罪，向每位接受谢罪的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并承诺出资为受害者修建纪念碑。
这是一个迟来的道歉，还中国四万名被掳劳工被践踏的尊严；这是一场迟来的告慰，还惨死于三菱公司暴行之下的722位已故被掳劳工一个公道。
虽然它来晚了，但是它最终还是来了。
童增，作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第一人，26年来，他只为做好一件事，那就是为中国二战受害者据理力争。26年来，他只为信守一个承诺，那就是替所有被侵害的中国同胞呐喊：日本，必须还我公道！
今天，童增终于迎来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道路上的胜利曙光。可他向心怀感激的中国被掳劳工说道：“墨宝我收下了，但这面锦旗我不能收，请你们理解我，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今天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千千万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应该感谢他们。我个人真的受之有愧，我还不配这个称号……”
“我坚持了26年，相信正义一定会到来，荣誉属于国家和人民。”童增反复强调。
万言书，照亮爱国之路
童增，爱国名门的后代，其曾祖父的一辈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其中三人参加了武昌起义。“你是中国人，你要爱我们的国家。”是影响他一生的族训。
26年前，一个春夏之交的傍晚，童增在报摊买到一份《报刊文摘》，一篇名为《欧洲重提战争赔偿》的文章燃起了他心中激荡的爱国情怀。
追溯尘封的历史，童增发现抗日战争结束后，作为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标志，1972年9月，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声明中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童增认为，中国政府的这项承诺仅仅指的是政府赔偿，这并不包括也不影响中国民间和个人对日索赔的权利。
“中国能不能重新向日本提出索赔要求？”从此，童增的内心便不再平静，他开始利用各种资源查找抗日战争时期所留下的佐证资料。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内，翻开浩瀚如烟的史料，扑面而来的是日本侵华罄竹难书的罪行，被强暴的妇女，被刺死的壮汉，被用尖刀挑腹的孩童……所有的图片、文字渗着鲜红的血，震撼着童增。
闫玉成及受害劳工代表向童增赠送“恩重如山”四字墨宝，表达感激之情。中国青年网记者 张炎良摄
读罢，他通过反复研究写下了《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对中国的启示》，文章洋洋洒洒万字之多，称之“万言书”。
1990年开始，童增提出将战争赔偿和民间赔偿分开的想法，并从国际法角度论述了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和民间的受害赔偿的区别，提出了中国要求日本国民间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等观点。
童增找到曾经发表过他文章的《北京青年报》、《法学研究》等报刊社，希望通过媒体伸张这一观点，得到的回答是：“题目和内容太敏感我们不好发！”他跑到当年在北京民族宫举办的全国报刊年展会上，捧着自己的文章“挨家挨户”地询问，多数报刊负责人瞥了一眼标题便当场退却，有一个华东地区的刊物表示愿意尝试一下，但经过几番深思考虑后，还是丢给童增三个字，“不敢发！”
“啪”地一声，童增拍案而起，“什么铁肩担道义？在哪儿？是谁？”正当一腔热血无处施展的时候，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召开让童增的事业迎来了转机，他希望代表们将文章作为议案提交到代表大会上。
童增带着他的“万言书”再次踏上征程。北京的京西宾馆、国谊宾馆、北京饭店等代表们下榻的地方成了他光顾的重点；甘肃团、江西团、山东团甚至台湾团的代表都成了童增争取的对象。门口有警卫驻守，他就在外面等，趁着代表们吃饭空闲的半小时，便迎上前去向每个代表递上“万言书”。
令童增倍受鼓舞的是，很少有代表拒绝他的要求。最终，在山东代表团朱克阳、安徽代表团许学受、贵州代表团王录生等的支持下，“万言书”被带上了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成为会议上的热门话题，引起了众多代表的共鸣。
1991年，童增的“万言书”在《法制日报》上成功发表，正式确定了战争赔偿和民间赔偿分开的理论，迅速被《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数十家媒体转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此后，童增乘胜追击，在1992年的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通过贵州团王录生和安徽团王工等共计70名代表分别正式提出了两个《关于向日本国索取民间受害赔偿》的议案，轰动了全世界。紧接着，童增等一万中国公民并向日本国会发出公开信，要求日本天皇在当年10月份访问中国时就日本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谢罪赔偿。
从此，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开启崭新篇章，一步一步向前挺进。
2004年童增（右一）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高原在一起。本人供图
10000余封亲笔信，鸿鹄之志永不灭
20世纪90年代初，童增和他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在中国掀起波澜。那些受过凌辱、迫害、欺凌、蹂躏的心灵似乎找到了重生的归宿，童增就像希腊神话里偷火者普罗米修斯，把索赔希望的火种播撒在中国二战广大受害者心上……
从1992年开始，童增每天都可以收到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各种来信，信中控诉着日本当年在中国的种种暴行。甚至很多二战受害者更是慕名前来北京，四处寻找童增。
最忙的时候，童增一天要接待5批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给童增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姓陈忠义的老人。“老人家从老家武汉来到北京，只为见到我一面。”他回忆说，“因为不知道我的住址，陈老就在北京站用五毛钱买了一个硬纸板，当作床铺在地上睡了五天，到第六天找到我，我带他一起接待了日本友好团体“铭心会”，当日本人知道陈忠义老人到北京找我的经历后，无不感到惊讶。”
此时，受到童增的感召，全国各地的对日索赔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在众多志愿者的帮助下，有更多的中国二战受害者被感召，有更多当年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被揭露。
慰安妇袁竹林，在日本侵略者入侵武汉后，先后成为了多名军官的私人性奴，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她的养女在《羊城晚报》上了解到童增的故事后，向童增书信讲述了养母悲痛人生。
2003年，童增（中）以证人的身份远赴日本出庭作证。本人供图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在日军侵入南京城妄图强奸她的时候，拼尽浑身解数，机智躲过日军追打，勇夺日军刺刀，最后被日军用刺刀刺了36刀后奇迹生还。童增在著名作家陈宗舜提供的证据中找到了她，支持和帮助她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代表起诉日本政府。
被押到日本做苦役的中国劳工刘连仁，在这期间不堪忍受折磨跑到了北海道的深山老林中，靠吃野果等生活了13年，成为不会说话的“野人”，童增让他作为中国被害劳工的代表起诉日本政府。
……
截止1995年，童增收到了10000余封二战受害者来信，直到今天，他还一直保留着其中的一部分。大部分受害者在信中向日本提出索赔要求，童增随后告诉他们把信件邮寄到北京的日本大使馆。但是，日本大使馆在几年时间里从未有过答复。
1994年，日本著名律师小野寺利孝首次来华访问，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北京由一名日本记者介绍，小野寺利孝见到了童增，当即向童增表示，作为一名日本律师愿意为中国人状告日本政府和有关加害企业，“我今年50多岁了，这场诉讼，我计划打10年，打到60多岁。”
就这样，童增与小野寺利孝签订了协议，委托他和其他日本律师一起代表中国二战受害者在日本法庭提起诉讼。
2003年，童增以证人的身份远赴日本札幌法院出庭作证。原因日本政府、日本加害企业三菱、三井等辩护人提出中国受害劳工没有索赔要求，是日本律师鼓动他们到日本来索赔的，童增前往法庭证明日本律师是受委托提起诉讼。
童增说：“这场世纪诉讼的确靠小野寺利孝的鼎力相助，在当时已有十万的日本人支持中国二战受害者，有些日本律师卖房子抵车来支持我们。”但遗憾的是，日本最高法院以1972年中国放弃战争赔偿包含个人赔偿为由，驳回中国二战受害者的诉讼请求。
中国受害者，在日官司败诉。
童增并未泄气，他和团队另辟蹊径，一方面提出把官司搬回中国来打，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日本律师继续采用与日本加害企业“面对面”谈判协商的方式索要赔偿以及谢罪。
2006年，童增（右一）参加救助受害者的活动，为受害者送去慰问金。本人供图
三菱谢罪，为中国受害者讨个公道
“我们坚持了20多年，就是为了给中国受害劳工，给中国人争一口气！”今天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谢罪，对于耄耋老人的闫玉成来说，是个早该结束的梦魇。
70年前，他被日本侵略者强掳为劳工时，承受着非人的折磨。每晚睡觉时衣服要被扒光，大小便全部在房间里解决。吃的是蒸不熟的苞米饼子，喝的是随时因拉肚子而丧命的生水。“我看见用马车横装死尸，上面盖了芦苇，拉了满满一车。”闫玉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据介绍，三菱材料公司前身的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下包公司接受了3765名中国劳工，其中有722名同胞被折磨至死。
1994年8月，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与童增在北京签署了委托协议后，全国上下的志愿者积极在国内寻找当年三菱的中国受害劳工，组织起诉，要求赔偿，要求谢罪。1995年开始，日本众多律师以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作为被告，为中国受害劳工在日本提起了15起诉讼，其中起诉三菱材料共有5个案子，在札幌、东京、福冈、宫崎、长崎等地方法院诉讼。
从1990年童增撰写“万言书”开始，包括三菱受害中国劳工在内的二战中国受害者后写信向日本大使馆要求赔偿谢罪，后又经过长达13年的取证、诉讼，以及其后9年的持续交涉，共历经26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童增和中国受害劳工终于等来了三菱谢罪的这一天。
“压抑了半个世纪，他们首先想要一个说法，讨一个公道，其次才是想要拿到自己应得的赔偿。”童增深切地感受到，单纯的经济援助是无法抚愈战争受害者内心的创伤，他呼吁社会给予受害者更多的关注。
童增说，虽然他与日本政府斗争多年，但是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道路上从来没有遭遇过来自日本的任何威胁与恐吓，“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是正义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业只会感到内心愧疚和良心上的不安，26年来的确也感动了很多日本人，过去很多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日本政府官员甚至日本右翼，在到中国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北京卢沟桥的中国抗战纪念馆’后，其历史观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
事实上，童增的事业不仅帮助了战争受害者，也推动中日民间的相互了解，对中日友好起到了促进作用。2015年3月，童增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其主要原因是童增先生多年来从事‘二战’中国受害者权益的伸张，为促进这一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不懈努力，因此也得到世界上一些国际人士与组织的认可和肯定。
“26年前，我没想过有今天。”就是这样从容的一句话，仿佛已经昭示了童增26年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全部写照。
26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容颜也可以改写一段历史。而历经风雨的童增，浑身上下显露着敢闯敢拼的精气神儿。他的坚韧执著、以柔克刚的范儿，彰显出民族的脊梁，爱国的担当……（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尚君 实习记者 赵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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