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上海解放35周年，原260团老战友齐集上海，在宝山烈士陵园祭扫战友，第一排中是萧卡。
上海解放后，1949年6月间，在宝山驻地，原260团萧卡警卫员黄朝明（右）和战友合影。
我今年已经95岁了，除了耳朵有些背，身体还算硬朗。但过去很多事，已经记不太清了。唯有65年前，我们团2000多位优秀同志，并肩作战，解放上海的那次战斗，我一刻也不曾忘记。有时闭上眼，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当时的战场，回到了1949年5月，那十五个毕生难忘的日夜。
1949年1月10日，我所在的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并肩作战，歼灭了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刘峙及杜聿明指挥的56个师，淮海战役取得了胜利。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那时候的形势，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就是“连敌人都不会怀疑我们将会取得最后胜利”了。我们部队奉命开到如皋休整，同时为渡江进行训练准备。大家每天都在议论，什么时候渡过长江，打到国民党老巢南京去，彻底解放全中国。在这期间，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编制和番号的命令，我担任团政委的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33旅98团，正式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29军87师260团，仍由我担任政委。
“毫发无损”过了江
到了4月2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解放军朱德总司令 “向全国进军”一声令下，激动人心的渡江战役开始了。第29军按照渡江作战总前委的决定，于长江的龙稍港至张黄港的左路发起渡江作战。我们260团作为全军的第二梯队，由靖江下水启航，在江阴一线登陆。整个渡江的过程非常顺利，这其中我们团当时的团长李干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到我们团才一个月，就被调去配合华中工委策反江阴炮台。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江阴炮台的守军起义，调转炮口打国民党军，我们部队就“毫发无损”地过了江。
由于李干不在，当时全团主要由我指挥。过了江后就是一路前进，23日下午6点，我们团作为师的先头部队最先抵达无锡城外，还没等发起攻击，城里的敌人就一哄而散。晚上9点，无锡宣告解放。25日晚上，友军解放了苏州。我也带着队伍进城。刚安顿下，师部又命令立即去吴江，说那里有一股敌人。结果发现是一小撮散兵游勇，冒充解放军骚扰老百姓，部队一个行动就清除了，再返回苏州休整。
在苏州休整到5月10日，全团奉命到常熟集中。当天晚上，第10兵团在常熟举行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兵团司令员叶飞在会上作了淞沪战役动员报告。我还记得，叶飞主要是传达了三野前委的决定，就是上海战役既要全歼守敌，又要确保城市完整回到人民手中，军事、政治都要胜利。后来又部署作战任务，中心思想是由常熟直插上海东北部宝山的月浦、张华浜，迅速占领吴淞口，从而“关门打狗”，迫使市里的敌人投降。我们师分到的任务，就是主攻浏河、月浦。
唉，后来想想，当时总觉得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打大仗的机会不多了。这次解放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是我们立大功的最后机会。只觉得敌人一直望风而逃，不堪一击，对月浦的敌情、地形、工事都不够了解。等到5月12日黄昏，我们团在接近月浦途中的新桥解决了敌人的一个巡逻排，从排长的嘴里才了解到，蒋介石为了“坚守大上海”，已经调来了8个军近20万人的兵力。月浦镇又是月宝公路上的重要据点，吴淞、宝山防御体系的西大门。守卫月浦的是52军的一个师，这支部队是辽沈战役里逃过来的，编制算比较完整，已经在月浦修筑了密集的钢筋水泥地堡群和多重障碍物。军长刘玉章还嚣张地扬言，要“让共军卡在我的钢铁阵地里”。除此之外，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还调来了12个炮兵团协防，再加上江面上30多艘兵舰和江湾、龙华机场飞机的助战，实力大大超出了我们此前的预料。
当时，我们团一共只配备了三门山炮。我和副团长梅永熙、参谋长李仲英商量，立刻改变此前定下的“猛攻猛插”战术，先进入阵地构筑工事。但是时间仓促，大家一直干到13日天亮，战壕还没来得及挖深，敌人的炮火就已经打过来了。三门山炮立即打坏了两门。一个上午下来，担任主攻的一营就伤亡了三分之一。团指挥所和各营的电话线也常常被炮火炸断。我和梅永熙分工，他在前头指挥冲锋，我在团部指挥所协调作战。到下午2点，上级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战士冒着雨点一样的炮弹、子弹冲了上去，这时天空又下起瓢泼大雨，使得行动更加困难。在一排排战士倒下的代价下，到当天夜半时分，我们团终于攻克了月浦镇北敌人的前沿阵地。但是全团已经伤亡700多人，12名营级干部有11人负伤。我在跟着攻击部队往前冲的过程中，看到前后不断有战士倒下，但我们部队还是一直往前冲，没有一个人犹豫退缩，这样的精神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部队激战15个日夜
攻占前沿阵地后，我命令立即巩固阵地，加强工事，以对付敌人反击，并准备明天继续攻击。14日黎明时分，我清点部队，结果只找到120多名步兵。这时，敌人又用四辆坦克排在阵地前，用坦克炮向我们密集射击，掩护步兵向阵地冲来。我们战士的枪都被雨水和泥水淋湿，已经不能打了。干部里唯一没有受伤的三营副教导员张勇就拿着集束手榴弹，从水沟冲向坦克，结果炸毁了一辆，其他三辆逃走了。但他壮烈牺牲，当时才23岁。张勇没牺牲前，多才多艺，还会木刻。我一直很欣赏他，他的牺牲真可惜。
14日中午，军长胡炳云打来电话，问我们团还能不能继续攻占月浦。当时部队的风气，就是抢着啃“硬骨头”，越苦越危险越抢着上。我立即回答说，可以攻进月浦镇，但现在部队集合不起来，攻进月浦后，还要另调预备队占领月浦全镇。胡军长很高兴，让我们继续进攻，又调来259团的两个营跟进。我和梅永熙、李仲英商量，把剩下的120名指战员分为突击队和第二梯队，以便突击成功后迅速占领两翼，巩固突破口。当天傍晚5点，我们团第二次向月浦镇发起总攻。突击队打开突破口后，我跟着第二梯队也随即赶上。冲到突破口的时候，一个炮弹打了过来，我身后的警卫员小马当即牺牲。小马是参谋长李仲英的警卫员，当时李仲英在突击中受伤，我命令他送李仲英下去，他不肯，一定要跟我冲进月浦，结果壮烈捐躯。我自己也被炮弹震倒，嘴里都是泥土硝烟，所幸正好在战壕拐弯的死角上，幸免于难。不过259团的团长胡文杰在前沿阵地指挥时，敌人兵舰上的穿甲弹集中攻击了他所在的那个房子，他英勇牺牲。胡团长是整个解放上海战役中，我军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干部。
进镇后我立即清点人数，发现全团只剩下62人。我立即下令，全团卧倒在镇边月宝公路侧面，准备迎接敌人反击。果然15日天亮后，敌人开始疯狂反扑。炮弹从我头上两尺的地方扫过，打在墙上是一个个洞眼。敌人坦克冲过来，我们就用稻草、木头铺在公路上点火燃烧，阻挡坦克前进，再用机枪、手榴弹打坦克后面的步兵。就这样，从早到晚，一天里打垮了敌人5次反扑，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月浦镇上。后来才知道，当天蒋经国奉在复兴岛直接监军的蒋介石父命，亲自到月浦“劳军”，同时还在国际饭店举行“月浦大捷庆功礼”，难怪敌人如此疯狂垂死一击。
到16日，敌人看看大势已去，反击开始变弱，次数也变少了。我和梅永熙一起，趁机整理部队。当时统计，全团已经伤亡1200多人。我们就把各营战士暂时编为一个大连。这时，从我到下面的战士，都已经三天四夜没有合过眼了。我命令他们暂时轮流休息，恢复体力。17日，蒋经国第二次到月浦劳军，看看已经没有夺回月浦的希望，灰溜溜地跑了。敌人的炮火变得更加弱，我抓住机会，组织全团总结此战的经验教训，认为打敌人的钢筋水泥碉堡群，只能以小股兵力分头攻克，不能一拥而上；还归纳出“慎重计划，充分准备，夺取一点，巩固一点，逐步挺前，相机出击”的战术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以后几天里，我们团以夜袭战、爆破战等战术，把面前的敌人碉堡一个个“拔钉子”，自己基本没有伤亡，就这样等待总攻的到来。
5月24日晚上，我方各路部队已经攻占了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汤恩伯已经逃到了吴淞口的军舰上指挥。25日，三野前委下令各部发起总攻，我们团跟85师254团猛插宝山、吴淞，以摧枯拉朽之势，全歼宝山、吴淞之敌，共俘敌7000余人，缴获无数武器弹药物资。但当赶到吴淞口时，敌人的兵舰轮船已经发动，没有能把汤恩伯抓住，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你们是全军的骄傲”
5月28日，上海正式解放。到这天为止，我们团已经连续进行了15个日夜的激烈战斗，我和所有指战员都没有真正睡过觉，只是在战斗间隙中打打瞌睡。但我们用步兵和轻武器，突破了敌人海陆空协同的立体防御和坚固的工事体系。战役总结时，胡炳云军长表扬我们团：“打得好，打得很顽强，你们是好样的，你们是全军的骄傲！”
尽管为上海解放流血牺牲，但当时我们团的指战员，都没有机会一睹大上海的风采。战斗结束后，全团直接调到苏州休整补充。在苏州时我病倒了，整日昏昏沉沉，连站立行走都困难。苏州的随军医院怀疑是肺结核，转送到上海江湾的原国民党陆军总医院治疗了一段，发现哪是什么肺结核，就是极度疲劳引发的综合征，整个人虚弱到了极点。我的妻子徐希当时在师后勤部当政治协理员，一开始都听说我已经阵亡了。经过我妻子和医生70多天的精心照料，我这才逐渐康复。当我回到南京三野总部报到时，才得知部队已经开往福建。首长问我，愿不愿意到南京市委工作。我当即表示，只要组织需要，个人坚决服从。就这样，从1949年11月起，我就到南京市委报到。三年后，又调到上海华东工业部。因为我入伍前学的是电机专业，主动申请下基层，到新成立的上海电机厂工作。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上海。我这一辈子，与上海结下的不解之缘，就是从1949年，解放上海那15个日日夜夜开始的。（口述：萧卡 采访整理：记者 朱晨）
人物小传
萧卡（1919年— ）湖南湘乡市人，1949年时任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29军87师260团政委。解放后先后任上海电机厂厂长、上海市电机局局长、市仪表无线电工业局长、市航空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秘书长等职。亲身经历并参与领导了中国第一台12000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研制发明、国家上海电机工业基地建成、上海仪表无线电工业初创与规划、国家第一个大型飞机项目“运十”的研制和试飞等一系列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大事。
高温津贴数年未涨 尴尬了谁直隶巴人的原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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