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我生于江苏启东。七岁时随父母离开故乡，去了上海，后来曾多次回老家探望祖父母和外祖母，可常把返乡之路视为畏途。这是因为上海与启东之间横着宽阔的长江口，轮船航班总不准时，要以潮汐来定，有时得在港口或船上傻等。在黄浦江十六铺码头上了船，开出吴淞口，只见江上风急浪涌，船身来回摇晃，你得经受七、八个小时的颠簸，给弄得心慌头晕，甚至呕吐，你才能慢慢靠拢长江北岸的青龙港。
祖辈离世后，我就很少回故乡了。移居美国三十多年，与启东更是远隔重洋，世事两茫茫。但是，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故乡始终在我心上” ，我又怎能忘记我的启东？我自己也写过一首歌，歌中唱道：“那里有平平的原野，有我祖先长眠的茔墓；那里有小小的村镇，有我诞生的黑瓦房屋。”那片“平平的原野”，其实指的就是启东，那个“小小的村镇”，指的就是启东南阳村。
即使幼时在故乡仅生活了短短几年，但乡音难忘，土语可亲。近几年几次回上海，发现出租汽车司机大多是崇明人。位于长江口的崇明现是上海的生态岛，不再发展工业，所以许多人都到市区来开出租车。崇明人和我们启东人讲的是同一种方言─“沙地语”，所以我一见崇明司机就觉得格外亲切，总要讲上几句沙地话，尽管我讲得很慢，但仍是清晰的乡音，把“啥”说成“哈”，把“没啥”说成“嗯得哈”。
终于到了我重返故乡的时候了。祖国迅速现代化，历来被视为“天险”的长江，它的浩瀚如洋的入海口，也有大桥飞架而变为通途了。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从上海至崇明的隧道和“上海长江大桥”、从崇明到启东的“崇启大桥”全部落成通车，终于把上海和启东紧密地连在了一起，也即把启东直接融入了上海，四十五分钟车程就可跨岛越江，由沪抵启。今年九月底，我和妻子、兄嫂终于满怀喜悦踏上阔别已久的故乡的热土，与年近八旬的舅父母、多位表弟表妹及其家人欢愉团聚，共庆中秋和国庆佳节，共赏故乡明月。
启东，位处江北大陆最东端，沙洲不断向东延伸，“启吾东疆”，因此得名。它原是一个县，县府所在地原名汇龙镇，一九九○年改为市，汇龙镇便改名为启东市。应该说，汇龙镇给幼年的我留下了惨淡的记忆，至今我还依稀记得那雾蒙蒙的天气、黑黝黝的城墙和灰秃秃的房屋。那是四十年代末的战乱时期，父母带我们五兄弟从南阳村逃到汇龙镇避难，我的三个年幼弟弟出天花，无药可救，在三日内先后夭折，母亲为此哭干了眼泪。我祖父为他的五个孙子取名为平、安、永、良、登，“登”意为“五子登科”，然而，乱世和命运沉重地打击了他的愿景，只留下平、安尚能为他传宗接代。
可今天的汇龙镇──启东市已经天翻地覆变了样，我似乎不必多去形容，只要说它完全像上海一样就可以了。高楼林立，汽车穿梭，华灯齐放，超市兴旺，这一切使它无异于与之邻近的上海徐汇区和长宁区。那天，我登上二十四层的先豪国际酒店的楼顶阳台，只见阳光下辽阔大地上一座楼宇遍布、广厦千万间的新城，显然已全然不同于我记忆中隐晦、沉郁的汇龙镇。
更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启东市东端，黄海和长江之畔的“黄金海岸”，一家实力雄厚的开发商正在营建一个名为“海上威尼斯”的超大社区，海边盐碱地改成了可让花草树木蓬勃生长的沃土，黄海近岸水域的黄水将变成碧海沙滩；一幢幢漂亮的楼房，中式的小桥、流水、凉亭，西式的雕塑、喷泉、路灯，将构成宜人的美景。说实话，我走了国内外许多城市，开发偌大规模的富丽社区尚属罕见。
我舅父母及其子女在这里生活得很好，都住得宽敞、舒适，其住房面积都超过我们纽约的家。表弟妹们家里都有汽车，我们所到之处，都由他们接送。他们热忱招待我们，尤其要我们尝遍富有特色的家乡菜：文蛤、泥螺、梭子蟹、小黄鱼、带鱼、鲳鱼、海蜇、洋扁豆、香芋，等等。许多海鲜都是从吕四渔港运来的。崇启大桥通车后，去吕四吃海鲜，已成为上海人节假日的一项重要活动，我见报上说，这次国庆长假开到启东的汽车，“沪牌”远多于“苏牌”，也就是说上海人比江苏人还多。由此也可预想，上海与启东之间今后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将获迅速发展，而经过启东的“沪陕高速”也将有力地促进启东以及沿线南北各地区的经济建设。
启东除海产外，还以优质高产的棉花著称，粮食作物种类也多，历来被誉为“粮棉故里”。不过，上世纪七十年代，从故乡传来的坏消息曾使我深感不安：许多启东人罹患肝炎或肝癌，不少人因之死亡，原因是棉田、粮田过度使用农药，环境被化学毒品严重污染。这一灾变显然给启东人留下了深刻教训，从此之后，他们便十分重视保护自然环境，努力防止水和空气被污染。他们时时警惕，处处严防，抓住污染的苗头，齐心协力，敢向有污染危险的建厂计划说“不”，坚决阻止有关项目的实施。在民众推动下，启东市政府领导人也能顺应民心，采取果断措施，以保证水和空气的洁净，保障全市人民的健康。
中秋佳节，我们高兴地和家乡的亲人们一起吃鱼吃蟹，觉得这些海鲜、河鲜都那么干净、鲜嫩、美味，你完全可以放心地吃，津津有味地品尝，而为了能享有这个大快朵颐的时刻，我觉得，我们应该感谢具有浓厚环保意识的家乡人民，以实际行动为环保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启东除了发展海洋经济外，据说建筑业和电动工具制造业也很发达，如今又注重研究高科技，开展绿色革命，发展低炭项目。我的表妹夫张建平是启东一家与韩国合资的新能源公司的副总裁，有一天他带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公司。该公司幅员大，厂房多，专门制造晶体硅太阳能组件，我终于开了眼界，第一次看到这种组件──一块块斜支在草坪上的长方形金属板，迎着太阳，在阳光下产生没有废气、没有废料的“新能源”，我们的环境将因此变得像绿莹莹的草地一样绿意盎然。可以想见，启东将在环保道路上更行更远，成为各地学习的楷模。
世上事物总是推陈出新，有破有立。汇龙镇成了启东市，而属于该市的南阳村已经凋敝，另有一个新的“南阳镇”出现在它附近的公路两侧。我有点激动地走进南阳村，这个几十年来梦萦魂牵之地，我和哥哥的诞生地，却发现街上没有几个人，没有一家商店，原先的店面都已封门。我们老家的房子早已被拆除，连后来别人另盖的房子也已破旧。只有那条东西向的狭窄小街还与我的记忆保持一致，尽管铺在上面的一块块石板已明显磨损，可它毕竟还是那条我幼年走过的路。至今记得，有一天，我从东边的外婆家沿着这条窄街回西边的家，我五岁的三弟陈永在家门口看到我，快活地叫道：“二哥回来了。”我便快步跑向他，把他抱了起来，所以在半个世纪之后，在纽约，我还在《我的小镇》这首歌里这样写道：“我从街东跑到街西，小街上蹦跳着童年的欢乐。”
家乡小镇虽已衰败，我倒并不过于伤感，因为毕竟在古稀之年，我又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回到了故乡，拜谒了祖父母、外曾祖父母、外祖父母、两个姑母和一个舅舅的坟茔，并向他们敬献了鲜花。我和哥哥还在老家遗址的空地上、在石板铺的小街上合影留念，因清楚地知道脚下的土地就是我们的诞生地而感到欣慰。
尤其使我不那么伤感的是，我的启吾东疆的故乡正大步迈向现代化，家乡人如今豪迈地说：“八十年代看广东，九十年代看浦东，二十一世纪看启东。”他们高瞻远瞩，信心百倍，誓将辽阔的东疆建设成为闪耀文明之光的黄金海岸。
我这个海外游子，也将始终为自己是启东人感到骄傲，将不断歌唱自己的家乡：“故乡啊故乡，你是我生命的摇篮，是我人生的起点。纵然我远在天边，你却总在我眼前。不论我飘泊多远，心里总惦记着家园。”
那天，当舅父母、表弟妹全家人给我们送行的时候，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睛，因为我真地感到依依不舍，舍不得离开满怀亲情的家乡亲人，舍不得离开变得越来越美好的故乡──启东。
(摘自香港《大公报》 文/陈 安)
高温津贴数年未涨 尴尬了谁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