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择校看基础教育治理失误
陈志文
包括择校在内的不少教育问题是中国社会的顽疾，相关部门殚精竭虑，让我国的教育改革与教育治理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一些治理与改革措施显然走了弯路。一些措施则基本无法解决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出现越改越乱的窘境。出现这一系列问题，核心原因是照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理论与措施，没有结合我国的国情与文化，让一些教育改革走进了死胡同。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在八一学校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改革需要坚持文化自信，好的经验要坚持，不足的要补齐。”我们有必要以择校为例，仔细检讨基础教育治理上的方向性问题——
只有钱可以择校凸显择校治理政策的荒诞与尴尬，也反映了近年教育治理上的方向性失误
今年年初，北京一间只有11平方米的破败老房子，因为是著名的北京实验二小的学区房，以530万元高价卖出，一平方米46多万元的单价，创造了北京房价的新纪录。随后，相关政府部门辟谣，证明此事为炒作。但抹不去学区房的价格扭曲。
几乎与此同时，教育部发文，明确201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要“科学划片”，改单校划片为多校划片，对执行多年的严格按户籍学区入学政策做了明显的回调。
“学区房”这个词在近5年的中国异常火爆，价格飞涨，都源于多年前对择校治理上的一个基本政策：坚决取缔各种测试等以成绩选择的其他渠道，严格按户籍、学区走，以确保公平。这一政策的出台背景我不熟悉，但择校治理政策显然是照搬了美国在公办学校择校治理上的主要做法：不让择校，确保公平。
然而，表面上不让一个人择校，不让用钱用权择校，实际上给择校开了一个大大的门：用房择校，也就是用钱择校。严格按学生所在户籍与学区入学的结果，必然制造另外一个尴尬局面：学区房价格暴涨。这显然是另一种不公平，既强化了阶层的划分，也带来房地产市场的扭曲——不可避免地受到舆论的苛责、批判。
面对择校、负担，教育部门殚精竭虑，采取了很多措施，甚至是狠手，试图改变这些焦点难点问题。应该承认，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教训也不少，一些政策出现了方向性问题，最后不得不回调，择校治理只是其中一例。这些值得商榷的政策，大多都是盲目学习照搬西方的教育治理措施，或者是一味强调理论正确、道义正确而导致的。这也是最近几年教育治理上最大的方向性问题。
美国的择校政策是其社会治理政策的一部分，是与其社会制度、文化关联的，我们并没有与之相应的条件，照搬必然水土不服
为什么学美国的择校治理政策在中国水土不服？我们首先需要分析一下美国在择校治理上的做法，以及与其关联的条件：
在一些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无论涉及哪个行业的民生，政府都是保基础，保公平，教育行业也不例外。因此，它们在择校的治理上，思路很清晰，如果对教育有较高期望与要求，就用自己的钱去选择：上私立学校，因为最好的中小学都是私立学校。对于公办学校，则严格按居住地就近入学，即公办学校原则上是不允许择校的。在实践中，很多不愿意花太多钱，或者没有那么多钱的人，会利用政策的机会，通过购买或者租用一所好的公办学校附近的房子，实现选择一个优质公办学校的目的，这就是“学区房”这个词的来源。源自美国，而且是当下的美国。
总结一下美国的择校治理思路：在公办体系下，原则上不让择校。但是这个政策，有几个前提：第一、最好的学校都是私立中小学，家长有选择余地，有充分供给保证；美国大约有3.8万所高中，私立的就占到了近一半，最好的也都是私立的。第二、择校的人是相对少数，而不是大多数。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以及传统文化观念不同，有择校需求的家长是相对少数，尤其是不那么强烈疯狂，即择校需求与冲动不是那么强烈。比如在美国，择校需求最大的东北部的波士顿，一个城市就划分了70多个学区，但是到了南方的一些城市，即便是大城市，往往也只有一个学区。
我们中国呢？显然以上两点都不存在。第一，我们最好的中小学仍然是公办的。第二，我们有择校需求的家长与家庭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在大城市几乎是全民择校。也就是说，我们的择校需求与冲动是巨大的，甚至是全民择校。但是我们的供给方，即最好的中小学并不是民办学校，都是公办的。我们照搬美国这一治理政策的结果，就是把家长都挤到了学区房这个渠道上，学区房不疯狂，根本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在表面上保公平的同时，公开制造了另外一个更不公平的问题：用钱可以公开择校，只能用钱择公办学校。
其实，美国在公办教育的服务上，也并非完全一刀切拒绝择校，个别地方政府甚至为了公平，出资支持孩子去读私校。而这些，也都是政策性的，并非孤例。
“因为资源不均衡，学校之间差距过大才导致择校热”，是择校治理上最大的理论误区，通过资源均衡解决择校是一个经典的伪命题
在中国，择校热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择校冲动是不分国别与教育体系的。
与此关联，我们在择校的治理思路上，还有一个错误的指导思路与理念：因为教育资源不均衡，学校之间区别很大，才有这么多中国人择校。这也是无数专家经常讲的一句话，最后也成为我们政府部门治理择校的一个指导思想：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资源均衡。说简单绝对一点，就是把学校都办得一样好，就没有择校的矛盾了，也就解决了择校这个矛盾与问题。
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也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把学校办得一样好，都办成人大附中、北京实验二小，是根本没有可能的，这不仅在理论上存在问题，在实际操作中也不现实。
学校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解决学校之间的区别与差距。“学区房”这个词在中国几乎就是学校差距的代名词。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了。公办学校之间还不均衡，甚至区别很大，比如旧金山的惠妮中学就是当地的公办超级中学(虎妈女儿所在学校)，周边学区房的房价高企，为什么？
我们如果到美国、加拿大华人聚集的城市看看主要是谁在买学区房、谁在推高学区房的价格，我们再到旧金山看看遍布于著名的公办学校周边的辅导班，就会明白，择校与文化的关系是多么密切，这根本不是教育资源均衡的问题：中国人在北京疯狂择校，到了美国疯狂择校，到加拿大疯狂择校，这恐怕是我们在治理择校时首先要考虑的一个现实因素，也是最大的问题与困难。
2000多年前孟母择邻，我们也一直当做优秀文化传统在宣传，这就是最早的择校。这个观念几乎渗透在我们骨子里，这可能才是根子所在。
什么是好学校？美国好学校是怎么形成的？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并理解择校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与矛盾
什么是好学校？我们的舆论与专家往往是这样讲的：国家投入多，优秀老师聚集，于是形成了好学校。即硬件好，待遇高，有好老师，于是好学生聚集，最后形成好学校。这个结论几乎深入人心，但这也几乎是一句谎言。
既然我们很多专家动辄讲美国，我们有必要搞清楚美国的“好学区”与好学校是怎么形成的。
美国学校硬件往往是同样的，而老师的报酬又是一个统一的标准，也就是说不存在以高薪吸引好老师的问题。那么美国这些好的公办学校是怎么形成的？
一般来讲，好的公办学校往往不在交通便利之地，而是稍微偏远一点，但环境往往是优美安静的“高尚社区”。更重要的是，房子大而贵。换句话说，多数业主是成功人士，所谓精英阶层。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分层。一般来说，这部分人群对孩子的教育比较重视，对孩子要求都比较高、比较严，当然，孩子遗传也比较好，于是就形成了优秀学生的相对聚集。好学生相对聚集，很容易形成一个你追我赶的大环境，相互促进。学生好学，上进，懂礼貌，有教养，于是，另外一个效果就出来了：容易形成好老师的聚集。好老师本来有更大选择权，也更愿意到这些地方去任教——多数人不是圣人，没有几个老师愿意天天跟不喜欢学习、教养习惯不好的孩子打交道。于是，好学生、好老师聚集，就自然形成了好学区，于是就吸引了更多的重视孩子教育的家长，这样就形成一个自然的良性循环。
换句话说，好学校的形成，并非政府投资的结果，也不是硬件好坏的问题，是优秀家长优秀孩子聚集的结果，也是教育上的马太效应。这和我们国内一些超级公办中学有类似之处。霍英东曾经在广州建设了一个豪华的学校，但是10余年后沦落到出租校舍度日的境地，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没有完美的办法，但我们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文化以及社会制度，实事求是以“机会均等”为核心，找到治理择校的现实办法，考试应该是选项之一，不应完全排斥
在民办中小学教育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在巨大而强烈的择校冲动下，我们绝不应该简单套用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教育治理的思路，我们必须立足自己的国情、文化，探索自己的择校治理，拿出一些接地气的政策与办法。
在择校等教育治理上，首先我们需要承认这种需求是强大的、真实的，甚至是疯狂的，一个阶段也不可能改变，这是我们择校治理的基础判断。美国的公办学校入学治理上，实际上是不存在这种庞大而冲动的需求，也不承认这种需求是合理的，因此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只能绝对地按居住地走。
如果我们承认这种需求有其文化的合理性、现实性，也是强大的，但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供给方即最好的学校，几乎都是公办学校的背景下，我们怎么办。
显然不能采取不允许在公办学校上择校，把家长逼到用钱买学区房择校这一条路上。如果不可避免地要在公办学校择校(事实上这些年也没有完全杜绝)，在择校的治理上要保公平正义，我认为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需要解决机会均等。
机会均等，至少应该通过多种公开形式的均等，而不能只是钱的均等。在这些均等方式中，其中有一条可能就是通过成绩筛选，也是最现实的一条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最吻合中国文化的一条道路。
通过考试择校，给了更多没有权、没有钱的人一个可行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恰恰可以有效地把学生负担降到最低(后面专门解释)。
办老百姓满意的教育，考试择校的办法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公开的意见征求。如果为此需要修法，为什么不可以把错误或者不适合国情的法律修改一下？
考试只是手段，任何考试与负担都没有直接关系，考试也不是和义务教育本身对立的，我们不能生搬硬套，画地为牢
当然，有很多专家听到这儿会马上跳起来说，义务教育是不允许有考试选拔的。
为了确保每一个人读书的权利，的确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不允许以考试为选拔方式的，但反对的前提是以考试筛选受教育权。在已经充分保障入学权利的基础上，通过考试做一些筛选并不违背义务教育的宗旨。美国在公办中学中有天才生的筛选，就是依靠测试完成，英国、新加坡也都有类似的分类测试，这也是教育的一个基本规律：在承认人的差别基础上，进行不同方式与节奏的教育。所谓因材施教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个措施的认知上，我们还必须破解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混乱的逻辑。即负担是因为有考试，有考试就有负担，有考试就必然加重学业负担。
负担首先是一个心理感受，喜欢玩游戏，连续玩三天三夜可能也不觉得累，不觉得是负担，但是如果不喜欢游戏，玩3分钟都是负担。其次，如果我们把自己定位为精英、栋梁，无论在美国、英国还是中国，必然要比一般人付出更多，客观上负担必然要比一般人重，天经地义。也就是说，绝对的负担，从本质上讲，是和自己的期望定位有关的，而不是别人强加的。
有考试就有应试，想要好成绩必然就需要付出更多，这些负担从本质上和有无考试、考试的难度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如果你只是想得0分，怎么可能有负担？如果你想得第一，无论什么考试，多容易的考试，都会有压力、有负担。
目前中国的教育现实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统一的选拔考试不是增加了负担，恰恰是最有效的减负手段。
目前中小学负担的重灾区为什么是小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取消了小升初的考试，学校为了招到好学生，以各种名目变相测试，为了上名校，家长孩子不得不去上各种“坑”班、特长班，参加各种竞赛，导致负担大幅度增加。初中升高中是公开考试，高中考大学是公开考试，这把考试的尺子是明确的，也只有一个，负担反而大幅度降低。
好未来(学而思)的收入结构也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其收入的核心是小学培训，而不是中考、高考，为什么？新东方最新财报也显示，其传统的主营业务，托福等留学培训已经退居二线，中小学培训已经占了50%以上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我们取消了小升初考试，恰恰催生了这一批上市公司，这是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
与此相关，我们还需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全面否定打击甚至肢解公办名校的问题。一个主流观点认为，正是它们的存在加剧了资源不均衡与择校的问题。我这里想反问两个问题。第一，肢解了名校，能否达到资源均衡的目的？显然，是不能的。第二，肢解了这些名校
后，中国的精英教育怎么办？未来中国的发展依托什么？英国20多位首相出自伊顿公学，奥巴马、布什、比尔·盖茨，哪个不是私立学校毕业的？清华大学培养了近300名部级干部，遥遥领先于全国2000多所高校。任何国家的建设发展，精英教育体系都是关键。
教育改革不能屈服于道义正确与理论正确。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更是一种担当
美国的教育体系与治理政策，是与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直接关联的，我们绝不能盲目照搬。比如其公办学校不让择校，是基于私立学校的发达，给择校提供了更多选择。公办学校不搞精英教育，也是基于其精英教育在私立体系中的存在，不会影响优秀人才的培养。当下的中国不同，我们和美国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观念与习惯不同，盲目照搬，不仅不会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而且会破坏甚至摧毁我们自身已经形成的体系与优势。比如我们存在于公办体系中的精英教育体系。
当然，我们也不是不要改革，不要学习借鉴，而是要搞清楚核心问题与矛盾，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事求是，结合中国的文化、制度，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在择校治理上，只要抓住了机会均等这个核心，结合中国文化与社会制度，中国人最愿意接受的方式，就一定能找到最适合的择校治理思路与方案。
择校等许多教育治理上一些政策的出台过程，大多都遵循了这样一个过程：名人专家动辄以应该如何，言必称美国怎样，并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与压力，最后直接影响了决策，即遵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治理措施，而忘记中国的国情文化与制度差异。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相关决策部门更需要有勇气与担当，绝不能屈服于一些理论正确与道义正确——而这些理论正确，恰恰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与社会治理制度的理论正确，往往可能不适合我们。就如前些年一些城市学习美国搞咪表停车，闹出大笑话。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屈服于舆论误导与裹挟。教育是一个专业问题，教育治理更是区别于专业研究是一个管理问题，即便你是教育专家，也未必是懂得教育治理、教育管理的。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我们很多名人专家喜欢以自己的感受与个案谈教育，批判教育，为教育下指导棋。搞金融经济的、搞自然科学的，甚至连搞漫画的、写小说的，都纷纷大谈教育，而这些名人大家的言论往往会因为其社会影响而不断放大，形成舆论压力，进而误导教育的治理。
我们一定要清楚，专家、院士、名人、作家，只是在某个限定领域的专家权威，并不是哪个行业专业都懂的，也绝不是你当过家长，当过学生老师，就认为自己懂教育的。我们教育决策部门与具体管理人员，一定要顶住这些压力，实事求是，走出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许昌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