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反腐风暴波澜壮阔，强力反腐深得民心。然而，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一种说法：主张赦免腐败……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有必要在理论上给予澄清，政策上更应有针对性地解决。
近年来反腐风暴波澜壮阔，强力反腐深得民心。然而，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一种说法：主张赦免腐败，认为腐败存量十分巨大，不赦免解决不了；腐败分子是特殊利益集团，不特赦会阻碍改革；腐败是制度造成的，特赦腐败合乎情理；很多腐败没被追究，事实上已经存在赦免。
笔者认为，对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有必要在理论上给予澄清，政策上更应有针对性地解决。
“赦免腐败论”站不住脚
所谓“腐败存量十分巨大”，这个假设扩大了腐败犯罪的范围。腐败犯罪都是故意行为，贪污贿赂罪是典型的腐败犯罪，但渎职犯罪则是过失行为，并不是腐败犯罪。如将腐败犯罪理解为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腐败犯罪人数会大幅增加。另外，这个假设将严惩腐败与清除腐败“画了等号”。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只要国家和阶级社会存在，腐败就不会消除。任何国家都存在腐败黑数，但腐败黑数到底有多大，各国都没有准确的尺度来测量。
“特赦腐败”其实只是表面上掩盖腐败或将腐败“染白”而已，实质上并不可能带来太多的变革，改革的阻力和障碍依然存在。在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中，很多腐败分子恰恰利用改革中的漏洞发了财。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从未间断和终止过。中国的改革不是靠腐败分子推动或支持取得成功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实现的。
而“将腐败的根源定格为制度漏洞”的说法也是一种托词。制度健全与不健全是相对而言的，世界上没有绝对健全无懈可击的制度，任何制度在执行过程中都可能存在漏洞或缺陷。另外，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搞腐败的人总是极少数，反腐败的人占多数。这说明人与人之间存在较大的区别，内因是腐败行为不可缺少的关键变量。将搞腐败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制度，而腐败分子的责任却推得一干二净，是十分不合理的，结果只能让搞腐败的人理直气壮，而反腐败的人却直不起腰杆。
一些腐败分子因各种原因而没有受到惩处，并不是对腐败分子的赦免，因为一旦条件成熟，腐败分子最终会被追究。事实上，目前查处腐败力度与群众期盼还存在一定差距，恰恰说明加大惩处腐败力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不应将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用特赦方式处理，让腐败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赦免腐败必然带来巨大风险
赦免制度目前是全球一项极富争议的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如特赦腐败将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赦免腐败”不具有可行性。我国宪法只规定了特赦，而没有大赦，赦免腐败犯罪缺乏法律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实施过7次特赦，对腐败分子并没有实施过特赦。1989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知》，并不是特赦，因为“两高”无特赦的权力。1977年11月5日，我国香港地区曾颁布过局部特赦令，是廉警冲突事件发生后港英政府不得已而采取的应急措施。特赦令只是扫除了严厉打击腐败的障碍，之后通过修改完善法律，增强廉政公署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强化打击腐败力度，并不断推动有关的改革，腐败才逐步得到有效遏制。同样作为英国曾经殖民统治的新加坡，并没有采取特赦腐败方式，而是通过严惩腐败并不断堵塞漏洞，很快走出了腐败高发期，这说明特赦并不是解决腐败必不可少的措施。
“赦免腐败”缺乏必要性。在司法实践中只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原则，根据现有的法律制度，腐败分子与其他犯罪分子一样有很多机会获得宽宥，完全没有必要赦免。
一是刑事追诉时效给了犯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刑法规定的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同样适用于腐败犯罪。只要不存在追诉期限的延长、中断和又犯罪的，都不得再追诉。二是自首和立功给了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刑事处罚的机会。三是缓刑给了暂缓执行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机会。四是减刑和假释减少了实际执行刑罚的机会。五是党内法规对党员违纪行为也给了改过机会。目前纪律处分的很多规定都仿效法律制定的，纪律规定中有很多类似刑法的规定。只要腐败分子符合这些规定，在纪律处分中也很可能会被宽恕。六是司法机关在实践中给犯罪人明确具体的认罪自新机会。如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2月8日发布《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具体规定了一些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
“赦免腐败”具有严重危害性。“赦免腐败”将改变党的性质，制造重大的政治危机。党的使命包含反腐败的内容，因而决不允许党内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赦免腐败分子，将会动摇党和政府的合法基础，影响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最终丧失反腐败的机会。
“赦免腐败”破坏法治平等原则，引发巨大的道德危机。腐败行为深深刺痛公众的神经，在腐败被人人喊打的舆论环境下，赦免腐败分子无法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持，而是违背了大多数人的道理价值观。对腐败分子“法外开恩”将会让依法治国梦想变得支离破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准也会变得扑朔迷离。
“赦免腐败”会让腐败分子肆无忌惮，导致严重的法律危机。赦免虽可以暂时性地解决腐败存量，但无法避免新的腐败存量的形成。在“不想、不能、不敢”腐败的机制建立之前，将腐败犯罪一笔勾销不予惩治，不但达不到反腐效果，反而会让腐败分子更为嚣张，使得反腐败的法律无法得到执行。假若反腐败斗争吃“特赦药”上瘾，法纪执行力将会衰竭。
消除“赦免腐败论”的对策建议
反腐败最终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必须建成一套有效机制让腐败分子能很快被发现并及时出局，而不是使其得以长期潜伏甚至带病提拔变成“老虎”，如此才能始终保证公职人员队伍廉洁干净。
第一，坚决惩治腐败手不能软。根据任务变化相应增加查处腐败机构人员和编制，优化配置反腐败力量。拓宽线索来源渠道，发挥好审计、巡视、举报投诉等多种途径的作用，积极运用现代科技，对案件线索大清理大排查，做到有腐及时反，有贪立即肃。
第二，运用政策争取和挽救腐败分子。坚持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争取、挽救腐败分子中的多数，孤立、打击少数，分化、瓦解腐败分子，正确及时处理刑事案件，有效惩处腐败。刑法设置的自首、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节也应适用于腐败犯罪分子。
第三，加大有问题干部淘汰力度。腐败行为具有“传染性”，必须及时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将违纪违法人员“抠”出来。扩充审计、巡视、纪律审查队伍力量，在地市一级设立巡视机构，将审计、巡视腐败到基层机构和单位，尽快实现全覆盖，根据法纪对有问题的干部及时处理。加强审计、巡视结果的运用，既要追究当事人、领导干部、领导班子的责任，纪检监察机关、检察院、党委、政府等更要有针对性提出源头解决问题的措施，及时堵塞漏洞。
第四，畅通干部自由退出渠道。必须尽快将社会保险制度覆盖所有公职人员，打通不同性质单位之间人才流动的渠道。加强公职人员监督管理，加大劳动人事合同管理，对不适宜在公共机构工作的人员，及时解除劳动关系；对违纪违法人员要运用开除、解聘等措施及时与其割断关系，完善公职人员自我净化机制，保证公职人员队伍廉洁高效尽责。
第五，完善干部廉洁成长机制。实行真正的聘任制和任期制，加大公务员监督管理和绩效考核，保证公务员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制定“公务员伦理法”，将廉洁自律的成熟规定上升为国家法律。新提拔公务员和资金、项目、审批、人事管理等重要岗位人员必须填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对其报告要严格审核，不断提高随机抽查的比例。公务员要实行经常性轮岗交流，重点岗位必须在一定期限强制性轮岗。考虑企事业人员收入和社会发展水平，建立公务员薪酬保障和评估体系，保证公务员依靠工资就能过上体面尊严的生活。
总之，反腐未有穷期，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才符合党的利益，也才符合全体民众的公共利益。(蒋来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廉政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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