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政协副主席罗富和：防止公安现“周家军”现象

民进中央关于加快公安工作法治化进程的提案，呼吁尽快制定《公安法》，进一步规范公安职能、明确管理体制、确定执法权限和相应责任，防止公安出现类似薄家军、周家军的现象再现。

3月4日上午，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和接受凤凰网主笔陈芳专访。摄影：赵文娟

3月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和接受凤凰网独家专访，介绍了民进中央2015年提案情况。罗富和向凤凰网透露，今年，民进中央共向全国政协提交了39份提案。这些提案中，既有建议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提高医学毕业生待遇等具体问题，亦有建议长江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缩小京津冀政策落差等涉及国家重大战略的议题。

罗富和还特别提到，民进中央关于加快公安工作法治化进程的提案，呼吁尽快制定《公安法》，进一步规范公安职能、明确管理体制、确定执法权限和相应责任，防止公安出现类似薄家军、周家军的现象再现。

文/凤凰网主笔：陈芳

国家通用语言打上民族标签是危险的

凤凰网：民进中央关于规范国家通用语言表述的提案中，提到汉语不等于普通话，不主张使用汉语，出于什么考虑？

罗富和：我们注意到现行《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汉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学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可以使用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

在同一条规定中，对于教学语言文字的前后表述不一致，很不严谨，且与《宪法》和现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不一致。《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0年颁布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实际工作中也存在问题。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双语教学，实际工作常表述为民族语言和汉语。由于汉语在维语、藏语、蒙语等民族语言中被翻译成汉族语言，在民族地区提倡学好汉语就会造成要学习另一个民族语言的曲解，人家就问，我们为什么要学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既不利于民族团结，也不利于国家认同的形成。我们就此提议应以民族语言和普通话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涵义予以明确。

在外交、教育和文化等国际交流领域，同样存在表述上的混乱，国际上通用的Chinese，翻译实为中文，但我们国内在表述时常以汉语替代，这是不准确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访华时说中文的新闻，扎克伯格本人说的是学习中文，可到了官方媒体那里，却成了秀汉语。联合国中文官方网站标明其官方语文之一是中文，而非汉语。因此，我们提议国际交流领域应坚持推广中文，避免推广汉语造成误解，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汉办）建议改称中文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应职能表述中，也应用中文推广而非汉语推广。

我们还提议加大推广普通话的力度，进一步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国家认同感。《宪法》专门用一条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法律地位，从50年代就开始在全国推广普通话，但现在行政部门搞乱了，用汉语代替普通话，把通用语言标上了民族的标签，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

凤凰网：这样一个看似很小的问题，背后有着很深的政治意义。

罗富和：实际上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工作中出现了违宪的情况。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政府部门要认真维护宪法的权威。

我们看到了行政主管部门在推广汉语的时候，对普通话的宪法地位考虑得不够。普通话，不是普普通通的话，是经过宪法规定的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具有宪法赋予的官方语言地位。我们后来出台的相关法律，《教育法》也好、《通用语言文字法》也好，都应该以宪法为依据。

民主党派一项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发挥民主监督作用，这也是我们在履行对政府是否依宪行政的监督责任。

对我们自身而言，要履行好这一职能，也要学习宪法、学习相关法律。准备这个提案，我们从《宪法》到《通用语言文字法》，到《教育法》，以及互相之间的关系，也是做了一番研读。还就普通话和汉语的历史背景查阅了相关文献、咨询过一些专家，民进内又进行研讨，最终形成了这样一份提案。

制定公安法防止其成薄家军周家军

凤凰网：民进中央今年的提案中，有一个是《关于加快公安工作法治化进程的提案》，想要通过该提案解决什么问题？

罗富和：民进中央今年提的39个提案中，在我看来，排在第一重要位置的就是《关于加快公安工作法治化进程的提案》，对目前公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路径提出了建议。

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传统政法系统即公检法司，公安排在第一，可实际中的政法改革，绝大多数是检察院和法院的改革，公安很少涉及。

公安机关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公民人身财产与公共财产安全、预防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方面，成效显著。但也要正视公安机关队伍庞大、机构复杂、问题很多的现实，需要加强公安工作，也需要规范公安工作，因其与公众接触最多，现实中滥用警力、非法用警现象突出，比如去年发生的警察醉酒开枪打死人的恶性事件，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民众质疑。

至今我们国家没有《公安法》这一母法，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入境管理法》等具体法，母法最重要的是要规范公安的职能、管理体制、执法权限、法律责任等。

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安管理体制不明确，公安到底是党委管？政法委管？还是政府管？这个问题不解决，公安就有可能成为薄家军、周家军！因为公安是有武装的，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的。

为此，民进中央建议必须加强公安法治化进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法，作为指导和规范公安工作、统领公安各个领域法律法规的基本法，对于公安工作的管理体制、组织机构、队伍建设、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保障机制、执法监督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还建议尽快启动修改1995年制定的人民警察法，按照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方向，依据宪法精神、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完善警察职责和警务管理内容。

建议长江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

凤凰网：除了以上两个提案，民进中央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提案？

罗富和：我们还有一个关于长江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的提案，这是民进中央2014年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大调研后形成的。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上中下游都有一批国家级重要规划，诸如上海自贸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成渝经济区、贵安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等。而这些发展规划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对水资源的承载能力考虑不足，长江流域也未有牵涉到淡水资源统一调配的管理。

由于建了很多水电站、大坝，整个长江流域生态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中游地区：汉江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上游水库群和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本应是汪洋一片的夏季防汛期，竟然出现冬季般枯水一线的罕见干旱，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在下游地区：每年的枯水季节，长江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咸潮现象，去年年初长江口遭史上最持久咸潮，上海200万人饮水受影响。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长江水资源缺乏统一调度管理。

我们提议，长江流域有必要学习黄河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的成功经验，最近十五年来黄河没有出现断流现象，且发电量不受影响，重要原因就是黄河水利委员会承担了黄河全流域水资源的综合调度。长江需要学习黄河流域，提早介入，不要以为现在水还多就不需要。

民进中央还建议提高医院医生薪酬待遇。2015年初，广东省教育厅发布了广东省2014年大学生就业质量报告，报告显示初次研究生就业薪酬最低的是临床医学博士，仅两千多块钱；研究生初次就业薪酬最低的20个专业中，有13个是医学类专业。这与医学类学生受教育的程度和花费严重不成正比。如此低的薪酬，难免产生以药养医的灰色地带。因此，我们建议提高医生待遇，让医生有职业自豪感，这样才能在这样一个人命关天的工作中负起责任。

此外，今年我们还提出了我们还提了关于解决县城学校大班额问题的建议、给予民营书业合法出版资格的建议等等。

河北与京津存在政策落差导致京津冀一体化受阻

凤凰网：民进中央提案一般关注哪些层面问题？有无得到政府部门的反馈？

罗富和：民进中央的提案主要是针对中央部委层面，但也会涉及到一些地方。比如今年我们还有一个提案，关于缩小政策落差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提案。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但民进中央经过调研发现，河北与京津长期存在的政策落差，导致河北发展一直处于被动局面，成为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

河北的很多政策比不上北京天津，比如建设国家创新示范区，北京、天津享受国家对科技创新领域先行先试的各项优惠政策，聚集了更多的科技创新资源，相比之下，河北政策比不上京津，政策的落差就导致科技型企业只会聚集在在北京天津，很难转移到河北。

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环北京周边河北有十几个国家贫困县，河北生态保护的任务最重，又面临发展矛盾。比如造林绿化，造林的实际成本在1000元/亩左右，全国的补贴400元/亩，不足的部分需要地方财政给予补贴，北京财政富裕，能投入大量资金，但河北拿不出那么多钱，而树苗价格已被抬高，从而影响河北农民造林的积极性。

再比如南水北调之前，河北数个水库，不给河北供水，直接供给北京，河北因此全部停止种水稻等耗水作物。

而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政策落差造成的。只有缩小政策差距，最起码持平，才能加快整个区域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就提出缩小京津冀政策的差距。

双周座谈和大调研强化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地位

凤凰网：在确保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实效性方面，全国政协有哪些制度保障？

罗富和：政协会议，是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平台，作为民主党派，我们非常重视在政协这个平台上发挥作用。

俞正声主席主持政协工作以后，反复传达了中央对政协工作的要求，可以看出中央对政协工作是高度重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研究政协工作时，把政协中属于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全部邀请去参加会议，这在以往是没有的，可见中央最高层对加强政协工作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

俞主席2013年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后，推出了双周座谈制度，每两周一次，每年都有20次双周座谈，每一次都是俞主席亲自定主题，亲自主持会议，最后形成报告，又亲自报批中央，这就给了各民主党派、政协各个团体很多参政议政的机会。

俞主席设计这项制度，有一个深远的考虑，就是五年下来，要让2000多名政协委员，每人至少有一次参加双周协商，从而更好地发挥委员的作用。

去年，又有一项制度创新即听取民主党派大制度，这是受中央委托的，八个民主党派每年领一个题目进行调研。去年俞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听取八个党派大调研报告，他是以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的双重身份来听的。各个部委也都派人来，至少是副部长级别，拓宽了党派发挥作用的渠道，也加速了党派调研成果的转化。民主党派大调研形成的很多报告，都转化成了政协大会的各种提案和政协大会的大会发言。

政协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深意

凤凰网：俞正声在做政协报告时，强调加强政协自身队伍建设，时隔多年后政协再次提出反腐，政协提反腐的用意是什么？如何加强反腐？令计划苏荣等人政协委员的落马，暴露出政协哪些问题？

罗富和：俞正声主席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明确提了政协也要加强反腐倡廉。一年来，大概十几位全国政协委员，因为违纪违法被除名，但他们所犯的这些事情，绝大部分在他们担任政协委员之前。

为什么依然要加强政协的反腐倡廉建设？我记得俞主席在一次政协常委会上，阐述得比较深刻。一方面，政协机关和政协领导核心，在涉及人、财、物方面，应该加强廉政建设。另一方面，政协委员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官员，要求这部分委员在从政过程中带头加强廉政建设；政协委员里，有不少科研院所、高校等机构的人员，要求他们在科学道德、学术道德、科研项目各方面带头守法；政协委员里还有不少是企业家，也要求他们遵纪守法，不要为了加快企业发展，用非正当的手段拉拢官员、行贿官员。所以政协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也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