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旭被司法机关带走时，坊间有传言称，陈是因研究团队内部人士举报才出事的，“陈动的是重大专项，审计很严格，再者据说陈在切分蛋糕时太过贪婪，导致其他合作者极为不满，并告到上面，最终东窗事发”。
陈英旭的委托代理人戴梦华律师否认是内部举报，他说，多次会见陈英旭时，陈英旭也没有谈到这一点，“是国家审计署对浙江大学进行例行检查审计时，出现的情况”。
据介绍，当时国家审计署并未审计到陈英旭的项目，只是开始审计浙江大学。但陈英旭自己发现财务方面有些不妥，就把所有的钱都退了回去。
“陈英旭教授当时对经费的使用没有什么精力去管，由其他人负责，他主要是抓科研方面的工作。审计署对浙江大学进行例行审计后，他才关注这个事情，发现没有严格按照国家财务预算和财务编制的要求去做，就把所有的钱都退了回去。”戴梦华说。
他强调，陈英旭是在审计署介入、审计结论作出前，主动要求两家公司将款项退还给浙江大学，“按照陈英旭的观点，这事早就结束了，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刑事犯罪”。
戴梦华律师认为，陈英旭案的具体情况够不上贪污。他表示，高博公司及波易公司参与该项目，是经过国家水专项领导小组同意的，陈英旭并未隐瞒两家公司的任何信息。
此外，戴梦华还认为高博公司、波易公司参与的课题是通过与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的，是属于法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根据《国家重大专项管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重大专项任务的承担实行法人负责制，法人单位是项目(课题)实施的责任主体，即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法问题，也不应由被告人陈英旭作为直接的责任主体。
戴律师认为，即使该案被认定为贪污，但从陈英旭的具体情况来看，挪用科研经费具有社会因素、科研体制等特殊性，且陈英旭已经退回相关的款项，并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调查，态度良好，应该从轻处理。
科研经费管理值得反思
从学术光环上看，担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的常务副院长的陈英旭是浙大的“明星”，他是“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并主持过相关领域的国家“973”、“863”计划项目。
一位环境与资源学院的教师表示，陈英旭是为环境与资源学院这几年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
出事前，陈英旭曾谈及学院的建设情况，他介绍，环资学院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1个，省部级重点学科3个，省扶植学科1个；涵盖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4大门类，是目前国内环境与资源领域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学院之一。“现在无论在学科建设、科研实力、实验室建设还是人才培养质量上，在国内高校中都名列前茅，综合实力处在公认的第一梯队。”
另一位教师则称，自己与陈英旭只是同事关系，从平时的工作来看，陈英旭很有责任心。
今年1月，浙江大学纪委书记周谷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陈英旭案还没有最终宣判，他的具体行为还没有在法律上定性，校方也不好作出评判。
目前，我国对于科研经费的监管主要包括承接单位的内部财务监管和各相关部门的抽查审计，陈英旭就是在2012年重大专项的例行审计时，将钱退回了浙江大学，而后事发。
2012年12月28日，教育部曾专门召开视频会议，强调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会上，中纪委、监察部驻教育部纪检组长王立英通报了6起科研经费贪污案件，陈英旭案是这6起案件之一。
周谷平表示，此前，由于考虑到保护教师的积极性，方便科研创新，相对来说科研经费的管理是比较宽松的，但陈英旭事发后，浙大方面已经开始收紧相关的科研经费管理，在具体的处理情况上肯定会有一些加强。
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金赞芳也感觉，现在学校内部的审查频率高多了，“以前没那么勤快，现在经常审查”。
在一些人士看来，更值得反思的是科研经费管理上的问题。
戴梦华就认为，虽然陈英旭在科研经费上的操作确有不规范之处，但更多的是源于科研经费管理的诸多主客观因素。
陈英旭是2008年正式接手苕溪课题，课题的实施期为2008年8月至2010年12月。但其中国拨经费2009年4月才到位，地方财政的配套资金更是迟迟未能完全落实。
“苕溪课题实施时间短，经费拨付又存在滞后性。因此，很多研究工作很难在实施期限内完成或达到良好的效果。”戴梦华说，据了解，苕溪项目的实际操作周期又比预想的时间长，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但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课题实施期限到期做结题验收后，未用完的科研经费要退回国家。
他在辩护词中写道，考虑到课题后期工作主要有示范工程重整修复、运行维护以及产业化推广等重要工作，仍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从而保证科研成果得到有效的保护，为将来产业化经营以及“十二五”课题的申报和运行打下良好的基础，因而，“课题组只能通过变通的方式，将部分将来需要用的资金转移出来，目的仍然是为将来课题的深入开展维护做更好的服务”。
戴梦华表示，科研经费与行政费用不同，很多花费按照现行规定无法做预算。例如，高博公司在课题申报开始，组织力量协助陈英旭开展水专项的前期调研和协调工作，至国拨经费到账前，高博公司实际发生包括业务费、差旅费、人员工资和津贴、办公费用等各项费用共计85万多元。“这些费用都是为苕溪课题服务的，但是无法体现到预算中，国拨经费中也没有对这些费用进行补偿”。
同时，按照规定，项目的示范工程应该由地方财政配套或者企业投入，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地方财政始终无法落实相关费用，企业也不愿出钱，“课题组只能通过高博公司和波易公司从国拨资金中寻求支持”。
记者在走访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时，也听到了类似的看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师表示，陈英旭的出事更多的是因为科研经费的体制问题，“你想想，2009年把钱拨出来，2010年让你结题把钱花光，这肯定不科学。我们做课题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要自己掏钱。有些项目还好，资金到位之前，先垫付，账挂着，资金到位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钱还掉，但是像他这个大项目，很容易出事。”
有关重大专项科研经费管理的《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是2009年9月才出台。而有关垫付和归垫的规定《关于加强和规范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垫付与归垫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是2010年11月出台，有关验收的文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验收暂行管理细则》则是在2011年7月出台征求意见稿。
戴梦华认为，法律的滞后和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才导致了苕溪课题组最终出现科研经费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科研院所到各类学术机构，在项目科研经费使用上不合规的并非个别现象，这与经费使用管理制度缺乏和滞后有关”。
据了解，陈英旭因科研经费使用移交司法机关后，太湖流域治污课题目前由浙大移交给他的同事徐向阳教授接手，徐向阳拒绝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陈英旭苕溪课题的研究团队中，首席科学家为浙江大学副校长张土乔，他也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中国青年报记者还走访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并电话联系了杭州市人民法院，它们都拒绝对此案置评。
目前该案一审仍未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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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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