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前辈凌青辞世前出版了《从延安到联合国》一书，回忆他的外交生涯，我获知较晚，不久前向他夫人张联索来，一读竟不想放不下。现在市面上外交回忆录之类著作出版不少，多从本人幼年写起，直写到晚年退休，凌青的著作当然也不例外，但该书平铺直叙，不事夸张，文字洗练，内容详实，读来所获甚多，不仅增加了知识，而且开阔了眼界。
我是晚辈，与凌青接触不多，但早闻其名。凌青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代，他的曾祖父是林则徐的第三个儿子，父亲是清朝末年的翰林，又负笈大洋彼岸，任清末留美学生的督学。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他们兄弟姐妹6人中5人相继走上革命道路。凌青原名林墨卿，参加革命后改为现名。凌青在回忆父亲时说，他熟读四书五经，能写一手好文章，中文根底很深。他又在美国的时间很长，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要把中文学好，也要把英文学好”，可以说是父亲留下的遗嘱。对于凌青外交前辈，我心中一直充满崇敬之情。
我终于有了和凌青接触的机会。1973年，经过中朝双方多年努力，朝鲜问题第一次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我被紧急派往纽约参加工作。那年9月中旬，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在副团长凌青的率领下乘飞机离开北京。那是我第一次与凌青近距离接触，他身材不高，仪表整洁，待人谦和。当时我对临时去联合国工作心中无底，担心完不成任务，凌青看出几分，一路上向我介绍了联合国的情况，要我不要畏惧，勇于工作，给我很大鼓励，至今难忘。
那年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形势复杂微妙。开始主持这项工作，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后来乔冠华回国，就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大使主持，但每次与朝鲜代表团商谈凌青几乎都参加。准备讲话稿和材料，他也亲自指导。有几次联合国第一委员会讨论朝鲜问题，凌青还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后来才知道，他所以那样熟悉朝鲜问题，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期间，他曾参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这是让我十分佩服的。
凌青一生从事外交工作，曾在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馆任职，学识经验十分丰富。凌青参加外事工作，始于上世纪40年代延安外事组，由周恩来副主席领导。他还曾经为毛主席作过英文翻译。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外交部，先后在美澳司、国际条法司和中国驻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任职，1975年出任中国驻委内瑞拉首任大使，1980年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应朝鲜政府的邀请，他还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身份访问了朝鲜，旧地重游，感慨万千，还受到金日成主席的接见。凌青既熟悉双边外交，也熟悉多边外交；既熟悉国际条约法律，也熟悉重大国际会议事务，曾代表中国参加柬埔寨、海洋法等国际会议。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既有深厚中文功底又精通英文的资深外交官。
凑巧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和凌青的夫人张联在外交部亚洲司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工作，作为副司长，她主管南亚方向，我主管东北亚方向。闲谈中，我还能从她那里听到凌青的一 些的消息。凌青退休后仍继续工作，担任了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经常往来于北京与福州之间。关于他和张联的姻缘，书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1954年“从板门店 回来以后，我已过‘而立之年’，尚未成家。很多好心的朋友都很关心。这时，恰好遇到满洲里外事处的张联。……张联才貌双全，而且很有事业心。我呢，相貌和体型都远不是一个‘帅哥’，但有一个优点，即我是一个年轻的老干部，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方过30，已有十几年的党龄，这很符合那个时代多数女同志选择爱人的要求。……我的综合评比分数，大概是中等偏优，否则，我是很难博得她的芳心的。”看了这段描写，完全改变了我心中凌青严肃甚至古板的形象。经过自己的努力，张联于1991年出任中国驻斯里兰卡兼马尔代夫大使，她和凌青是中国最早的“伉俪大使”。
《从延安到联合国》一书由国务院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和中国前驻美国大使李道豫分别作序出版。李肇星在序中写道：“84岁的凌青仍能从容地用英文写作与交谈，他的中文造诣在当年外交部国际司更是首屈一指……凌青是‘德艺双馨’的外交官。”此言极是，本短文对于凌青的丰富外交生涯而言显然挂一漏万，但我相信，中国外交官不会忘记这位外交前辈，也会从他的多彩外交人生中吸取无尽的营养滋补自己。(2013年2月12日于北京)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文：延静
高温津贴数年未涨 尴尬了谁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