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 书写传奇
走进近代物理所没几天，黄祖洽就经历了他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次事故 遭遇严重车祸。有半个多月时间，他躺在医院病床上昏迷不醒，以至有人说： 黄祖洽从此做不了理论工作了。
我并没有就此趴下。 黄祖洽回忆道，尽管车祸对他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但他当时非常性急，疗养半年后就重新投入研究工作中。
头上缠着纱布条，行动迟缓，步态蹒跚，不少人叫他 黄老 。黄祖洽觉得奇怪，明明自己还年轻，怎么一下子就被称作 黄老 了。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他写道： 我从12岁开始离家。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心理上总觉得自己还是12岁，没有意识到在不断长大。考虑问题也老是保持12岁的少年心态。
随着身体慢慢恢复，黄祖洽承担起越来越多的任务，开始与同事们一起调研核理论。忙碌的工作中，他说自己早已没有功夫去纠结年龄的问题。
1953年初，按照钱三强的部署，黄祖洽开始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两年后，彭桓武调至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兼任理论研究室主任，时隔5年，二人从师徒变为战友，并肩成为我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也正是在两人开始共事的1955年，苏联答应向中国援助 一堆一器 ，即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于是，黄祖洽被分配到反应堆组，跟随钱三强、彭桓武等前往苏联接受援助项目培训。
在莫斯科，我们住在十月宾馆，当时我正好和彭桓武住在一个房间。每天早上，我们一起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研究所学习反应堆理论。除了苏联研究人员开办讲座以外，我们还一同研读资料，并且对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黄祖洽回忆，正是在这种频繁的研讨中，他们发现了对方的设计方案存在着巨大失误。
苏联专家介绍，该反应堆需要63根铀棒才能达到临界大小，而我自己计算的结果是56根，中间相差百分之十以上。 黄祖洽深知，反应堆如果超临界，将会引发事故，不可怠慢。
向领导汇报、与苏联专家沟通、双方反复测算，黄祖洽计算出的反应堆临界值，最终在临界实验中得到了证实。
回国后，彭桓武与黄祖洽合作，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举办为期一年的反应堆理论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反应堆理论研究人员。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加速核武器研制，原子能所按领导指示成立了 轻核理论小组 ，由黄祖洽带领十几个年轻人进行氢弹预研工作。不久之后，为了加强原子弹和氢弹预研工作的联系，黄祖洽又被要求用一半时间在核武器研究所兼职，一方面参与设计原子弹研制所需的 状态方程 ，一方面仍继续参加氢弹预研。
由此，黄祖洽得了一个 半导体 的绰号 按保密要求，他在原子能所的工作情况可以提供给核武器研究所，以促进他们的工作；但核武器所关于原子弹的研制，却绝不能向外界有丁点透露。
与许多人一样，黄祖洽在那个极度困难的年代里废寝忘食，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两弹研制，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奇迹。时隔两年零八个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全世界为之震惊。
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的最快纪录。这一辉煌成就，无疑凝结着黄祖洽和他的同事们日夜为之奋斗的血汗。
后来，每当有人称黄祖洽是两弹功臣，他就淡淡回应道： 搞原子能、搞核武器都跟机遇有关，那是时代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作为学理论物理的人，理所当然要参与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