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8日发表社论《政府撒钱并非上策》称，瑞士公民近日公投，以压倒性的票数否决了“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全球化及科技的冲击，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挑战，但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的提出，反映的是人们的挫折与无力感，而不是对症下药的回应方案。
文章摘编如下：
瑞士公民在上个星期天的公投中，以压倒性的票数否决了“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按照该制度倡议者的建议，政府每个月无条件给予成年公民2500瑞郎(约1.7万元人民币)当生活费，而每名儿童则可获得625瑞郎。
这次的公投，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收入差距拉大，而科技的发展淘汰了不少工作，加剧失业问题，因此政府定期撒钱给公民的概念，非常诱人。其实，经济学者对这个课题讨论多年，但瑞士的公投显示，基本收入制度的概念，已经从学术界的辩论，进入了政治的领域。
在这次的公投中，大多数的瑞士人民并不为这诱人的提案所迷惑。瑞士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几乎是全民就业，这或许是瑞士政府及人民抵挡民粹主义的基础。然而，许多经济处于水深火热的国家，在失业率高涨及街头政治的压力下，恐怕没有太多的选择。
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的倡议者认为，科技以及共享经济的急速发展，使传统的工业经济转向“零工经济”。在这个潮流下，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固定的工作而打临时工，有些甚至长期失业。因此，工业经济衍生的福利制度，已经不合时宜。此外，无条件基本收入也让人们得以追求个人的兴趣，而不必为三餐温饱而工作。
然而，在原则上及技术操作方面，这个概念都面对许多问题。
首先，这个制度的推行，将无可避免地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瑞士当局估计，这个制度每年将需要250亿瑞郎的额外支出，相当于目前政府开支的三倍。在这个情况下，政府要不是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便必须大幅度增税。这都将拖慢经济的增长。
其次，基本收入若订得太高，将影响总体经济，从而使这个制度难以持续。另一方面，基本收入若订得太低，不仅失去了推行这个制度的意义，也将使弱势群体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基本收入的推行，无可避免地会影响某些现有的福利措施。相对上，弱势群体失去的会比得到的多。实际上，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支持基本收入制度，是要以这个制度取代臃肿的福利措施。
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与福利制度一样，最大的风险在于它变相地奖励懒人而惩罚勤奋工作的人。由于无条件基本收入是给予所有的公民，其风险大于有针对性的福利措施。此外，无条件的基本收入降低了不找工作的机会成本，低增值及低收入的工作将更难找到工人。人们若因获得基本收入而不工作，国家经济将提不上来，即使多么富裕的国家，最终也将是寅吃卯粮，难以为继。
不过，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倡议，从学术讨论晋升到政治领域，反映了全球化浪潮及科技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值得人们重视与反思。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年轻一代的失业与半失业问题，为民粹主义及街头政治，创造条件。仇富的心理，弥漫全球多个角落。科技如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加大了人们在工作场所的疏离感，对工作感到乏味。在政治领域，传统的政党失去支持，而左派及右派的小党纷纷冒起，加大了民粹政治的力量。
全球化及科技的冲击，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挑战。但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的提出，反映的是人们的挫折与无力感，而不是对症下药的回应方案。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政府撒钱之前，人们首先应该问的是，钱从哪里来？
许昌报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