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二十八年（1895）4 月 17 日下午，一艘德国商轮“公义”号，拉起沉重的锚链匆匆离开了日本的马关。船上乘坐的是代表大清帝国赴日本小国乞求和平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他在当日上午于春帆楼怀着满腔怒火和屈辱，与日本国签下了中国史上最耻辱的《马关条约》。大员一行带着一叠万般沉重的条约文书，踏上了命运未卜的归国旅程。此时此刻，这位心中充满苦涩的老人，不但带回来一颗留在体内的枪弹，还带回了一个千古的骂名。
中国近代史上，以日清战争的《马关条约》为分水岭，划清了大清国和日本国之间，在近代文明竞争中胜败的里程碑，从此大清王朝一路衰败气绝灭亡。李鸿章死去，大清国这根梁柱轰然倒下。
李鸿章的敌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李鸿章“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日本人评价李鸿章，“如同日本幕末维新的英杰人物，在近代国家变革的阵痛中，一身痛感苦恼之人。他波折万丈的人生，犹如近代中国的动荡起伏。李鸿章保持了 25 年最高实力的地位，是他支撑了大清帝国苟延残喘。诸外国对李鸿章的信赖远远超过紫禁城的皇帝，如果没有这样的有能之士，大清国早已被列强蚕食殆尽。”
欧美人赞扬李鸿章，“不仅是东方大陆孕育的最伟大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才能，亦是前世纪中世界最为独特的英杰人物。论其文，他学识广博见闻丰富；研其军，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有所作为；究其政，他为这个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民众尽心竭力；作为外交家，他高瞻远瞩手段老辣，是国际外交中佼佼者。”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而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然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
在东亚近代史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分别是清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的领衔代表。李鸿章领导的大清国洋务运动始于 1861 年，比明治维新早 8 年。结果日本后来居上，洋务运动败给明治维新。李鸿章较早赞扬日本的明治维新云：“日本近年改变旧制，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开煤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台湾之举。”
日清战争和谈，李鸿章面对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发表了一段演讲，“在欧洲人眼里，清国和日本是亚洲两个卓越的大国，我等系相同人种，有类似的文化，社会的相似之处也很多。作为敌人我等更应该是兄弟，从对立关系转向相互重视的立场。”“日本正在发生着惊异的变化，阁下以往的指导，对我国的进步和发展有深刻的意义，然而余与阁下一样未能引导我的国家，令老朽深感惭愧之至。”“余认为此次的战争得到两个好的结果，第一是欧洲的陆海军作战方式，被黄色人种成功应用得到了验证。第二是永眠的中华开始觉醒，日本给予清国的刺激，相信对我国将来的进步会发生最有益的影响。”“我国人民对贵国抱怨之声甚多，然与抱怨之感怀相比，余个人也许应该感谢贵国唤醒了中华国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提出，愿意在政治上向自己的敌人学习的智者，凸显出伟人高瞻远瞩的胸怀。
在两国文明进化的博弈中，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政治处境不同，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无法在同一个层次上一较高下，正如时代世论所云：“洋务运动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而对政治社会改良实为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轮到今日被人取笑，其心酸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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