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时代我有两个梦想：做个女医生或女记者。成年后这两个愿景都无从实现，岁月恍惚，中年转型当上编辑，算是和女记者打了个擦边球。然而我至今对女医生情有独钟，时不时遐想：假如我是个男的，我一定要努力装备自己，追求一次女医生。所以当我在史铁生文字中，读到唐大夫一节，怦然心动。
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
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护士们轻极了的脚步，满目洁白，阳光中飘浮着药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进了庙宇。我感觉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进十号病室。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我说：“您说我的病还能好吗？”她笑了笑。记不得她怎样回答了，单记得她说了一句什么之后，父亲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轻盈地走后，我永远留住了一个偏见：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她们最优雅的服装。
又过九年，当史铁生第三次住院时，步履轻盈、温文尔雅的唐大夫已经不在人间，她才五十出头。大家都说：她是累死的。史铁生摇着轮椅为她送上一个小花圈。
同样，我经常想起的一位女医生是香港大学的杨紫芝教授。一位通过香港西医执照试的医生，曾对我说起杨医生对他影响至深的一个细节。在内科临床考试一环，当他对面前的年轻病人—一位银行经理作出肺癌诊断，自信地等待杨教授的考评时，个子瘦小的杨教授俯身轻声询问病人：X先生，你的家庭财政状况怎样？你需要养家吗？
女医生的细心。(摘编自大公报 作者：吴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