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中国企业家需要“制度化的政商关系”

时间:2016-04-27 15:27:14

3月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日刊发该国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文章称,中国在设计供给侧改革计划时,要从企业家角度来做考虑。政府须在“亲商”和“亲民”之间实现平衡。而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制度化的政商关系”。

文章说,在任何社会,企业家都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以“市场化”为主题的经济改革方案,在中国经济活动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尽管这并不表明政府会完全退出经济活动(主要指国有企业部门的活动),但表明要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企业,把更多的经济活动让渡给企业。政府成为经济活动的监管主体,而企业家则是直接主体。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提供有利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环境,为企业家提供动机和动力去专注于经济活动,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里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

文章认为,在设计供给侧改革计划的时候,关键是要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考虑,具体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讨论。

第一,企业家和家人的人身安全,因为安全是任何人最基本的需求。不管什么情况,如果企业家感到其个人和家人人身安全都成了问题,企业如何发展,对其就毫无意义了。

第二,与之相关的是财产安全。企业家是资本的主人,资本的本质也就是多数企业家的本质。大部分企业家对环境极其敏感,一旦觉得不安全就需要寻找新的安全地方。

保障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中国多年所努力要实现的目标,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为企业家提供稳定而有利的政治环境。二、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和法治。中国已经修改了宪法,宪法承认民营企业的合法性和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物权法》更是为民营企业和私有财产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保障。

第三,市场机制。企业家依靠市场而运作,没有市场,企业家就没有活动空间。在这方面,企业家面临的困境至少有二。一是市场空间的垄断状态。即使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也是简单地扩张市场,并非提升已有市场的质量。二是行政干预。

资料图:2015年9月10日,刘长乐(左二)、陈峰(右二)、项兵(左一)等嘉宾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参加题为“中国企业家的国际崛起”分论坛。9日至11日,2015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 中新社发 富田 摄

资料图:2015年9月10日,刘长乐(左二)、陈峰(右二)、项兵(左一)等嘉宾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参加题为“中国企业家的国际崛起”分论坛。该年9月9日至11日,2015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 中新社发 富田 摄

第四,制度化的政商关系。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非人格化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非企业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

在任何社会,政商关系既不可避免,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因为政府必须依靠企业家来发展经济。但企业面对的必须是作为组织和制度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个政府官员,官员只是政府的代表。企业所需要的是可以继承下去的制度化了的政商关系,而不是不能继承的人(企业家)与人(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

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制度化。一旦政府官员流动,这种关系也就会中断;再者,一旦企业家二代接班,这种个性化了的关系也往往难以为继,甚至会变得恶化。一些企业家无奈,只能一方面对建立这种关系“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则厌恶这种关系,把小孩送到国外,不想把这种恶劣的关系传递下去。

第五,金融的平等。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尤其是为中小型企业发展服务的地方性银行。

第六,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各方面的制度条件。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至为重要,尽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太大,但它们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而充分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要发展中小企业,除了上述金融服务,还需要包括税收、投资空间、咨询提供、人才培养、市场关联等方面的服务。这些方面政府责无旁贷。

第七,税赋的平等,不同的税种要维持在合理水平,企业不能承担高过其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税赋。对企业要减税,减税才能扩大企业的投资动机,而企业的经济活动的扩大表明税基的扩大。同时,合理的税赋水平为企业家提供不逃税、不做假的动机。

第八,合理的社会负担。企业要承担社会负担,和过重的税赋一样,过重的社会负担也促使大企业作假、逃避社保,甚至在感觉不安全的情况下转移财产,避免日后被追责甚至“清算”。

文章最后表示,政府决策时需要考虑各个社会群体的需求,要在各种需求中间保持平衡。不过,经济还是社会政治的基础。这并不是说,政府的供给要倾向于企业家。企业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零和游戏”,也可以是“双赢游戏”,政府的政策供给是关键。政府必须在“亲商”和“亲民”之间实现平衡,倾向了任何一方,就会出现的“零和游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