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5日刊文称，后危机时代的发达市场改革，首推日本的“安倍经济学”。但“安倍经济学”让日本脱离危机泥潭并实现真正的经济复苏了吗？
文章摘编如下：
据日本媒体对10多家经济咨询机构、证券机构的预测平均值，2016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年化值只有0.44%，2016年度的增长率年化0.7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则更加严峻，预测2016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0.5%，2017年增长0.1%。
去负见正，算是“安倍经济学”的成绩。但这和2014年及2015年度日本政府在国际多边场合推广“安倍经济学”相比，“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的提振作用几可忽略不计。
6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将原定于明年4月将消费税从目前的8%上调两个百分点至10%的计划，推迟两年半实施，并且准备于今年秋天推出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计划规模高达5万亿至10万亿日元。
观察家们认为，这意味着“安倍经济学”的失败。当然，安倍政府并不承认，安倍将日本经济的颓势归之为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而且引述刚刚闭幕的七国集团(G7)峰会公报，强调全球经济面临巨大风险，日本必须加大政策力度解决通缩问题。
“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有三：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对日本经济的困境而言，“安倍经济学”射出的“三箭”算是找到了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停滞的痛点。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通过负利率刺激经济的方式，并未是日本达到核心通胀率2%的目标，以通胀治通缩的目的并未达到。
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日本债务规模扩大，债务占比GDp超过200%。但是日本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饱和，产能和基础设施资本输出也面临着更系统化的战略竞争。即使是日本屡试不爽的“灾难重建刺激”，也难以提振日本经济。
至于结构性改革，则困扰于政治和阶层利益的纷争，日本政府高速增长时代积累的矛盾，以及1985年“广场协议”带给日本的滞涨困扰，已经形成沉疴痼疾，“安倍经济学”的“三箭”很难穿透这些结构性矛盾的坚冰。
消费税改革延迟，或者说中止，则使安倍政府的结构改革陷入困境。2014年4月，正是“安倍经济学”春风得意之时，日本政府将消费税从5%上调至8%。此举有助于增加政府财源，但负面效应也是显然的，萎缩了日本的内需市场。加之日本政府加速日元币值以提高通胀率，也使日本民众收入实质性减少，叠加消费税提高，降低了日本民众的消费信心。
随后两年，提高消费税成为安倍政府的禁忌，现在安倍政府再次推迟提高消费税。其中释放的信号是显然的，消费税改革已经遇到大麻烦。日本基于增加财源、在2020财年之前实现财政预算扭亏为盈的目标难以实现。
更麻烦的是日本宽松货币政策的进退维谷。今年1月底日本央行突然实施负利率政策，但结果却是日元兑美元逆势上升。这种不合逻辑的市场异象，让日本央行陷入了困顿。更意料不到的是，当市场预期日本央行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日本央行随后却维持原来的货币政策，这导致了日元的再次上涨。消费税改革推迟到2019年后，日元还是呈现涨势。
日元的上涨和“安倍经济学”继续推动日元贬值、以通胀刺激逆转通缩的目标出现了差异。对此，在5月中旬的G7财长会议上，日本财长麻生太郎认为日元升值存在着炒作因素，需要进行政策干预。但是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则发出警告，认为日元汇率是“有序”的。这次会议的公布和随后G7峰会的会议公报均发出了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的警告。
美联储6、7月份的加息预期，使美元存在升值压力，亟需坚挺的日元来缓释。因而，对于日元随后可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并不乐意。
值得一提的是，“安倍经济学”初期的贬值政策成效，是以争抢中韩两国的出口市场实现的。但随着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日元贬值的策略不再奏效。
“安倍经济学”并无更好的突围之策。虽然“安倍经济学”抓住了提高通胀率的关键点，但就现实观之，日本政府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之间存在着冲突。而且很难动用其他的政策工具去缓解这种矛盾，故而日本推迟消费税改革，凸显“安倍经济学”改革之路越走越窄。
全球市场面临着不确定性，“安倍经济学”的挫折则加剧了全球市场风险。(张敬伟)
许昌报摘